Chanon Kenji Praepipatmongkol

  • “太阳雨:1980年代至今的东南亚当代艺术”

    在“太阳雨”里,场面很重要。为纪念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成立五十周年而组织的这场展览汇集了190多件作品,86位艺术家,展场分布于东京森美术馆和国立新美术馆两边。宣传文案称“太阳雨”是到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东南亚当代艺术展,的确,此次展览哪怕不能说显示了日本在东南亚艺术发展——及其苦难历史中扮演的核心角色,至少表明了日本对该地区的投入。

    由国家赞助如此大规模的展览——加上其赞颂的口吻——必定引来怀疑。对于日本这个富有的前殖民国家来说,讲述其过去属地之一的故事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对该地区的叙事中,在对艺术作品和文化材料的这一感染力与虚构性同样强烈的组织中,谁是获益者?不同参与方的关系如何才能得到公正的协调?这些问题都亟待回答,尤其鉴于包括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和香港M+在内的博物馆都在积极推进知识的体制化和艺术史整合。

    但官方使命、国家赞助、策展工作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明了。“太阳雨”没有按照国家划分展览版块,而是制定了九个大的主题单元,显示了策展团队在观念上的冒险。这一框架提出,用共通的轨迹(比如城市化、抗议、另类艺术空间的兴起等),比用每个国家现代主义的发展过程,更能充分将当代艺术历史化。尽管不再严格受限于地理边界的划分,建立于社会经济变迁基础上的叙事反过来又容易受到另一种体制化程度不亚于前者的领命制约——即,对经过东盟内专制政权严格审查的发展史的宣传推广。和很多体量巨大的当代艺术展一样,“太阳雨”也陷入了某种两难境地,尽管想要把艺术家和作品从身份框架中解放出来,却仍然避免不了在国际关系的僵化政治里运行。

  • 我们这里有贫民窟

    1979年,在菲律宾文化中心的展览“五位当代雕塑家”上,乔·鲍提斯塔(Joe Bautista)被塞进一个装有聚光灯的小房间里的作品《屋顶》(Bubong)显得非常奇特。大张波状铁皮靠在墙边,形成和缓的斜面,令人联想到马尼拉随处可见的铁皮屋顶。彬彬有礼的参观者们好奇地爬上这摇摇欲坠的平台,鞋跟踩在金属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但文化中心最大的管理者——菲律宾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Imelda Marcos)不为所动。据鲍提斯塔回忆,伊梅尔达看到作品后说:“这个不应该出现在这儿。我们这里没有贫民窟。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的工作是为菲律宾做宣传。我们这里没有贫民窟。”在马科斯独裁政权的梦想世界里,再也没有单纯的房屋——只有建筑。《屋顶》非要坚持提醒观众,在菲律宾文化中心宏伟的混凝土围墙之外依然存在贫困。果然,伊梅尔达看过展览后不久,命令下来了:撤掉它。

    在参观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的展览“乍现:东南亚的艺术与建筑(1969-1989)”(Suddenly Turning Visible: Art and Architecture in Southeast Asia [1969–1989])期间,我想起了鲍提斯塔的这个故事。此次展览展出的艺术作品和文献资料与三家象征该地区非共产主义国家“现代化乌托邦理想”的机构有关,它们分别是:菲律宾文化中心(CCP,1969年成立于马尼拉)、亚化画廊(Alp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