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睛所见的部分无法涵盖布鲁斯·瑙曼（Bruce Nauman）作品的全部。本月，“布鲁斯·瑙曼：消失的行为”（Bruce Nauman: Disappearing Acts）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和MoMA PS1展出，这也是他二十五年来的首次大型回顾展。该展览由MoMA的策展人凯西·哈尔布莱希(Kathy Halbreich)以及巴塞尔Schaulager博物馆的伊莎贝尔·弗莱德（Isabel Friedl）共同策划。今年春天该展览首次在Schaulager博物馆亮相，受到了观众的热烈回应。
这位来自印第安纳州的谜一样的艺术家是如何成为所谓“当代艺术”的伟大开创者之一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艺术论坛》邀请了艺术家肯·奥凯石（Ken Okiishi）、雅各比·萨特怀特（Jacolby Satterwhite）以及保罗·麦卡锡（Paul McCarthy）回顾了瑙曼复杂而持久的影响力。
现代主义是对视觉图像的不断重新配置。毕加索和布拉克用综合立体主义（Synthetic Cubism）创造了对同步多视角的表现手法；修拉发明全新的绘画方式以强调观看者对形式和色彩的认知；库尔贝把上流社会绘画改造得适用于中产阶级社会。布鲁斯·瑙曼在这些观念基础上更进一步，把身体及其周围的负空间当作现代主义物体，当作可以被监视、审查和运用的材料，预示了社交媒体时代的自我管控。他的《小丑酷刑》（Clown Torture，1987）就敏锐地预演了今天网上疯传的挑战游戏和电视真人秀。小丑们参与到各种羞辱性的重复场景中——在马桶上拉屎和读书，陷入惊恐发作，着魔般地哼唱一段摇篮曲——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娱乐我们，正像我们每天上网浏览那些别人倒霉的图片，只为让自己感觉好受一点儿。
受格式塔疗法和现象学的影响，瑙曼开始创作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唐纳德·特朗普口中美国衰落的开始，也是民权运动的高潮期。美国黑人动员起来表明他们的政治能动性。而大部分讨论的核心议题都是他们有权利进入日常公共空间——卫生间、学校、餐馆——而不受到暴力打击。这种对全民准入的呼吁渗透在时代精神里，并且延续至今；公共空间在今天仍然不是对所有人平等开放的，特别是对跨性别和酷儿群体而言。在这一语境下，瑙曼的作品可被解读为是考问了他自己平淡无奇的白人男性身体：他的身材、身份及其与周遭环境的关系。回想一下他1966年的作品《作为喷泉的自拍像》（Self-Portra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