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双年展的模式对于当代艺术的决定性影响，比任何一场展览来得都要深刻，但这样的展览，也由于其服务于文化和本地政治的原因而受到批评。这种大规模的展览，当下的趋势是日益强调后概念性的创作实践，这种实践对特殊城市和地区的特殊场所的历史、经济、地缘政治进行透析，做出回应，Julian Stallabrass在其《艺术的合而为一：当代艺术的故事》（2004）中，进行了一番评述，认为双年展“以原始的竞争以求得在全球市场赢得一席之地”，对一个城市所起的作用，就好像“壁炉上的一幅毕加索之于一个烟草执行官”一样，它“不仅体现了并且也活泛地宣传了全球化的特点”。

第五届柏林双年展的策展人Adam Szymczyk和Elena Filipovic似乎更清楚这种对其本质上的批评；实际上，在双年展的宣传册上，他们近乎道歉般地解释，“双年展并不是当代文化盛事的一部份，”且补充道，“它属于一个特别的秩序。”展览本身，从局部上讲，试图以其丰富性体现出“双年展文化”的惯常特征，很快，德国媒体副刊上的很多批评家就撰文抱怨其不够大胆，干燥乏味，甚至展览本身，作为一个整体，也不经意地表现出其对宏大场面的渴望，毫无疑问，同样的批评者对此很快就会做出谴责。Szymczyk和Filipovic的展览汇集了众多相对不出名的艺术家，尤其是年轻的欧洲人，这是特点其一，但也许更为突出的是，双年展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通常的在“白昼”进行的项目，另一部分是晚间进行的活动，包括60场展览，表演，艺术家讲话，电影放映等等，可统称为“夜间”项目。这些活动，例如献给Lucan的“电视”（“Télévi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