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姿态能让人警醒，”布莱恩·奥多尔蒂（Brian O’Doherty）在他著名的论述《白立方之内》（1976）中这样写道。“如果姿态能教人警醒，那也是通过讽刺和诙谐，通过诡计和震惊。” 奥多尔蒂所说的姿态——作为元作品，异轨，改变游戏规则的关键元素——似乎一直是丹麦艺术小组Superflex实践的核心。最近哥本哈根夏洛滕堡美术馆（Kunsthal Charlottenborg）举办的Superflex回顾展就详细考察了该小组遍布全球的介入活动。Superflex的项目——小组成员称之为“工具”——总是处于艺术的边缘地带，摇摆于社会行动和狡猾的（有时是令人震惊的）轻浮玩笑之间。说到前者，可以举的例子包括替代性燃料研发项目《超级燃气》（Supergas，1996）和反对版权的《拷贝灯具厂》（Copylight Factory，2005）；说到后者，你可能会想到他们要求观众穿着蟑螂服参观展览的计划。然而，如果说Superflex能够娴熟地运用奥多尔蒂所指的那种机智的、间接的启蒙主义，可一旦轮到自己身上，该小组似乎就不那么警醒了，也就是说，他们好像不太擅长把批判的精神运用回自身。至少这次回顾展给人的印象便是如此。展览无意间突出了Superflex实践中的若干盲点，从更广泛的层面上说，这些也是所有试图把姿态的逻辑从白立方空间带到社会或政治介入领域的实践共有的盲点。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