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姿态能让人警醒，”布莱恩·奥多尔蒂（Brian O’Doherty）在他著名的论述《白立方之内》（1976）中这样写道。“如果姿态能教人警醒，那也是通过讽刺和诙谐，通过诡计和震惊。” 奥多尔蒂所说的姿态——作为元作品，异轨，改变游戏规则的关键元素——似乎一直是丹麦艺术小组Superflex实践的核心。最近哥本哈根夏洛滕堡美术馆（Kunsthal Charlottenborg）举办的Superflex回顾展就详细考察了该小组遍布全球的介入活动。Superflex的项目——小组成员称之为“工具”——总是处于艺术的边缘地带，摇摆于社会行动和狡猾的（有时是令人震惊的）轻浮玩笑之间。说到前者，可以举的例子包括替代性燃料研发项目《超级燃气》（Supergas，1996）和反对版权的《拷贝灯具厂》（Copylight Factory，2005）；说到后者，你可能会想到他们要求观众穿着蟑螂服参观展览的计划。然而，如果说Superflex能够娴熟地运用奥多尔蒂所指的那种机智的、间接的启蒙主义，可一旦轮到自己身上，该小组似乎就不那么警醒了，也就是说，他们好像不太擅长把批判的精神运用回自身。至少这次回顾展给人的印象便是如此。展览无意间突出了Superflex实践中的若干盲点，从更广泛的层面上说，这些也是所有试图把姿态的逻辑从白立方空间带到社会或政治介入领域的实践共有的盲点。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还在美院上学的比约恩斯彻纳·克里斯蒂安森（Bjørnstjerne Christiansen），雅各布·芬格（Jakob Fenger）和拉斯姆斯·尼尔森（Rasmus Nielsen）三人开始合作做作品，本次展览就是从三人最初的合作开始，通过艺术家邀请的八位策展人（Yuko Hasegawa，Eungie Joo，Toke Lykkeberg，Daniel McClean和Lisa Rosendahl，Adriano Pedrosa，Agustín Pérez Rubio，Hilde Teerlinck以及Rirkrit Tiravanija）之手呈现了八条平行的策展线索。为配合Superflex对挪用的开放态度（该小组2009年的一张印刷作品上写着“我抄故我在”），策展人也各自在作者身份上做起了文章。比如，McLean和Rosendahl的提案就是重现Superflex2007年的项目《与丹麦皇家剧院的合同》（Contract with Danish Royal Theater）。在该作品中，小组与皇家剧院达成了一项协议，规定在一定时间之内剧院所有宣传材料上不能出现某些关键词（例如“门票”）；而在2014年的这次重现里，被禁止出现的词变成了Superflex，因此你会发现，展览所有新闻稿以及其他宣传材料上都没有Superflex这个词。
但展览对作者特权的分散和消解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彻底，此处奥多尔蒂的观点再次显得重要。在奥多尔蒂看来，姿态的另一个特征是“只能做一次，”因为当它不能再让人感到惊讶时，姿态也就失去了意义。按照这一逻辑，此次内容多样的回顾展就成了一个现已归至Superflex名下的姿态。换句话说，原创性和统一主体性的神话在这个激进小组颠覆常识的直觉里依旧徘徊不去。当然，一排排盖住Superflex名字的X字和删除条很可能产生矛盾的反作用，即让人不可能忘记到底是谁掌握着控制权，因为这些字母和横条实际上提示了2007年作品的重要性。我们可以说，艺术家在此处与其说是放弃了策展责任，不如说是通过大量中介策划了自己的展览。和那些醒目的X字一样，Superflex对作者身份的弱化实际上让该小组的策略——权力工具？——作为独特的姿态变得更加清晰可见。
的确，有时我们看到的似乎是某种超可见度（hypervisibility），或者甚至可以说是某种道德裸露癖——比如2002年的反排外主义海报《老外们，请别把我们扔下跟丹麦人单独在一起！》，或者该小组对各种社会问题提供的戏剧化的“解决方案”。人类学家Christian Groes‐Green就曾指责Superflex在他们2003年的项目《巴西可可力》（Guaraná Power）上缺乏自我反思。在该项目中，Superflex和巴西贫苦农民合作，共同开发一种可持续生产的软饮料。按Groes‐Green的说法，当地农民没有付给在他们手下干活儿的萨特勒－马维族工人足够的工资，而且拒绝承认这些工人是饮料的开发者。因此，Superflex很有可能在无意间成为了边缘化该少数部族的帮凶。从这个角度看，小组“感觉良好，我能行”的态度就像是给社会冲突的严肃性和复杂性上盖上了一层讽刺的面纱。
团队合作，且神秘地无处不在，加上灵活机动——这一切都完全符合德勒兹对控制作为“一种精神，一种气体”的定义。小组成员既是项目管理人，也是活动家，捣乱鬼，（元）策展人。他们组成的这个集体超越了任何有关机构的传统理解，当然也超越了反抗机构的所有现代主义策略。他们借助的手段是大量行政介入，而所有介入活动产生的影响力最终都不可避免地会流回到Superflex这个签名上。该小组的姿态与其说是对作者身份的批判，不如说是一场技术秀，是他们的品牌为自己设立的价值转移工具。
1994年作品《（营销）活动》（The Campaign, 1994）的记录照片被放大成墙纸出现在本次展览上。照片里，Superflex正在跟若干稍显神秘的公司代表和市场营销专家讨论如何发布一个未知的产品，该产品被放在一个密封的桔黄色袋子里，由三人随身携带。此处的艺术品绝对不是一件工具——相反，它是一个脱离了伦理规范的黑（或桔黄）匣子，一个漂浮在暧昧界线上空的谜题，界线的一边是艺术，另一边是机构、公司、社会团体想象出来的现实。如果你渴望成为卖掉全世界的艺术家团体，则无需更华丽的姿态。
拉斯・班・拉森（Lar Bang Larsen）是哥本哈根大学研究员，也是日内瓦艺术与设计学院访问教授。
译／ 杜可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