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伴着张学友《一千个伤心的理由》熟悉的前奏，在90年代广东流行文化顶峰时期的氛围环绕下，一个个技术精英和“创业者”的形象轮番出现在屏幕上，他们用流利的英语谈论着当下最热的词汇“共享经济”和其他时髦概念。我脑海里的回路停留在满街可见的蓝色自行车上。
这是生于新西兰、现居德国的艺术家西蒙·丹尼（Simon Denny）在OCAT深圳馆的展览现场。光线暗淡的展厅中央放置了一排常见于电子设备城的小型玻璃展台，两侧则是一些稀奇古怪的雕塑：绿巨人、大卫、奔腾的马、卡通兔子、巨型贝壳、仿“欧式”建筑的外墙装饰……均带着一种廉价的、过时的、陈旧的粗糙质感。雕塑群旁边立着两台巨大的脚手架，视觉上好像是人们慌忙撤退后废弃的货品仓库。进门后右手整面墙上的投影播放着艺术家采访的诸多深圳创业者。西蒙在接受OCAT深圳馆及其艺术总监刘秀仪邀请后，曾多次来深圳做调研，最终选择将这座城市的两个地标式文化景观——“世界之窗”和“华强北”借鉴到展览中。艺术家说：“观众站在台子上俯瞰下面的展柜和微缩模型，这与在华强北挑选产品和去世界之窗参观有着相似的视角和体验。”
作为90年代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最早尝试了“中国特色”的经济模式。而如今，不论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还是靠“自下而上”的草根力量发展起来的创业文化，连带着硅谷式的英雄主义故事，都成为这座城市当下最显著的标签。西蒙把电子科技、创客文化、世界工厂、山寨、主题公园、复制、翻模等在中国30多年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过程出现的奇特现象组合到一起，既是一种融合了在地性的诙谐，又具有从外向内的观察和提炼。而展览题目 “真·万众创业”让人乍看还以为是哪个政府经济论坛的名字，一个“真”字，充满了网络感，既是仿真又是对山寨的自嘲。
对于深圳这座城市的感觉，2010年正式搬到这里的李燎应该最有发言权：“我对这个城市倒不是有感情，就是觉得它比较适合我的创作习惯。这边文艺的东西少，口号式的东西比较多，比如‘实干兴邦’、‘时间就是金钱’ ……充满了在我看来属于原材料的东西。”我问他最近在做什么创作，他说，一直在研究“老板”，明天的展览就是其中一件作品。
在展厅意外地遇到了郭瑛，纽约挥别之后，她搬回香港，转眼都一年了。作为今年威尼斯双年展香港馆的策展人，对于展览的筹备，她毫不意外地表示压力很大：“其实每个展览到最后都能完成，就是过程太累心了，艺术家的想法也总是在变。”她目前还在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任教，这次带了20多个研究生来看展：“他们应该在旁边吃东西呢吧，我感觉他们对周边小店的兴趣要大过展览。” 胡向前穿着一身豹纹夹克，见人就问要不要一起去喝酒。不多时，嘉宾渐渐从展厅出来，在傍晚的庭院里聊天。我和郭瑛决定避开开幕宴，找了家不错的小馆，在潮湿但还不算闷热的露天凉亭下，吃碗面条叙叙旧。
第二天突如其来的大雨让我们这些外地人措手不及，据说是到了梅雨季节。一大早，杨锋基金会非常贴心地安排了车，接我们去杨锋家做客并看展。一进门杨锋就热情地为大家展示他前两天刚从北京“茶所”淘来的一盏 “建水”：“这是光乐从柜子最里翻出来的‘非卖品’！”然后拿出同样是茶所得来的一套茶杯，为我们沏上功夫茶。一楼客厅摆着刘韡、高露迪和蒋志的作品，“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换一批，”杨锋介绍说。过了不久，二楼“额外空间”收藏展“如茶”的艺术家梁铨到场，于是大家都上楼看展。
简单的午餐过后，我们移动到杨锋基金会所在地参观展览“所见非所得：一个关于杨锋艺术与教育基金会的展览”。这个坐落在蛇口区创意产业园内的办公兼展览空间，原有的隔墙已被打通，艺术品和办公桌椅分散在空间的各处，让人有些分不清哪样物品应该归为哪类。基金会和金融公司的工作人员也都各司其位，仿佛每个人都是展览的参与者，跃跃欲试地等待着观众到来。就在我观察的档口，策展人比利安娜迎上来，开始给大家做导览。
策展人希望打破一般意义上的日常办公环境与艺术空间的差异，并邀请了三位艺术家（李杰、李燎和何采柔）根据特定场域进行委任创作，与此同时，他们共同在基金会的藏品中挑选出大约五件作品，共同组成了这个展览。原来相互分隔的展览空间和工作区域在此次展览上被打通：比如何采柔就把办公室现有的藏书用白纸包起来，观众或办公室工作人员可以自由取阅，然后根据自己的认知在书脊上为书填上名字。李杰在一个他经常吸烟的区域挂了一幅很小的绿植油画；还在会议室的玻璃隔板上刷了漆，并贴上一张会议室里等待面试的人的背影照片，而刷漆的人要等面试的人走后才能进来刷——这种将两个时间上相互制约的关系并置于同一个平面内部，也是对公司机制和运行常态的有趣隐喻。
李燎作为唯一参加开幕的艺术家，明显精心设计了自己的着装：松松垮垮的西服套装，里面配上圆领体恤，一双白色球鞋，点睛之笔则是一条“真”金链子。他一再强调这是他自己买的。他在作品《多余的人》中，以公司正常的途径雇佣了一个“多余”的人，这个人每天按时上下班，但是公司里没有人会给TA安排工作。当然TA可以观察或主动要求帮忙，而其他工作人员可以选择答应或拒绝。李燎对这个人的唯一要求就是，每天多带一件外套，到了之后脱下来挂在墙上。因此，观众只要看到墙上有衣服，就说明这个“多余”的人在现场。眼下，这个多余的人显然就是那些走来走去、玩手机或玩电脑的其中一位。李燎得意地扬言：“你们可以尽管问，不过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我和空白空间的张迪于是开始根据现场每个人的动作和微表情分析谁是那个多余的神秘人——想来也是为了弥补“狼人杀”最近没有组局成功的遗憾。李燎一边听我们的分析一边笑得嘴都合不拢：“我是不会告诉你们的！”
很多广州的同僚都专程赶来捧场。广美美术馆副馆长胡斌和时代美术馆馆长赵趄聊着下一个展览的报批问题，由于里面涉及到很多草书内容，不知是否都要一字一字地翻译出来；蔡影茜正在筹备6月份在法国Villa Vassilief空间举办的潘玉良展——三位艺术家将以潘玉良为出发点进行创作，一位艺术史家会以编年体的形式呈现潘玉良的一生。
参观结束后，在似有似无的蒙蒙细雨中，我们来到蛇口的一家据说口碑很好的意大利餐厅，周围是一片欧式建筑群。法国画廊Galerie Lelong的主管François Dournes激动地掏出手机拍照：“这些建筑跟欧洲简直一模一样，我现在要开启游客模式了。”就餐期间，每个人都在聊着刚刚过去的北京画廊周见闻、朋友圈里同一天在上海西岸的开幕式，以及接下来香港巴塞尔的日程安排。深圳好像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处在内地和香港之间，政策上源于内地，文化气息上接近香港，然而它却一点都没有夹在中间的不适感，不尴尬也不迷失，反而在非常自信地自我成长。
文／ 刘倩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