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广州对冬天没有记忆，经过几次入冬失败，好像直接进入阴沉、潮湿的回南天，一段日子见不到阳光，街上都是落叶。三家画廊选在了3月17日下午开幕，前一天，朋友提醒我要规划好逗留的时间和路线。我在怡乐路下了出租车，自从博尔赫斯书店及其艺术机构、录像局搬离后，这条路就剩下广州画廊，和行踪隐秘的副本制作。过马路时，我看见广州画廊的新经理张立往楼上张罗饮料，这位年轻的艺术家新近结束了在河源老家的儿童画班生意，至此，广州画廊的运营团队几乎都由艺术家组成。金乐大厦商住一体，外貌看起来价位也应该亲民，孙文浩的个展“南亭-广州-深圳-下一站巴塞尔” 的海报就贴在三楼的楼道入口，看完展或没进去看展的观众站或坐在走廊里，老板胡向前出来制止了抽烟。场内我遇见贾立巍，他说过两天小黑（孙文浩）的深圳展览也会在他主理的33空间开幕。这是画廊之间的战略合作吗？他说只是机缘巧合，他很早就被小黑发自本能的及与生活紧密相关的创作热情打动。场内的人不多，小黑热情地和进来的朋友打招呼，他对我说，展览线索由他的两个家——广州南亭村、河南孙寨村——构成，其中主要是绘画，少量是雕塑和装置、录像。我脑海里不断闪回去南亭村看望他的情景，他的家也是他的工作室，在一栋三四层小楼上，房间和阳台都摆满了画作、装置和四处拾回来的材料。展厅中用《哲学史讲演录》作画布的“菩萨黑格尔”、“在南亭捡个中年男人半身像”雕塑、在优衣库购物袋上绘制的“菩萨黑格尔哲学史手袋”，再次提醒我小黑把生活里所有内容转换于创作的能力。由于窘迫，小黑不讳言对金钱的渴望，“南亭后花园16”的纷呈画面是丙烯记录的他的债主和欠款金额，两天后，硕大的“钱是事物的本质（删减版）”充气元宝也出现在深圳的开幕上。
半个多小时后，相互熟识的部分观众开始打着招呼约同去下一个地点，并感叹广州也有了赶场的机会。和我同车的有两位星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她们是小黑的朋友，对我说：“小黑的展览很小黑。”车经东湖路，窗外掠过一栋以前常路过却未踏足的小楼，挂着刻集金农字“华艺廊”的牌匾，乍一眼竟有点不习惯，细看原来是之前刻在左边的“金农题”被去掉了。又想起在朋友圈里看过新闻“‘趴刻PARK’展览在广州华艺廊开幕，联合都柏林科林画廊共同呈现……”看来也不愿失蹭巴塞尔的好时机。
五楼空间在逵园三楼，建于1922年的逵园在1923年召开的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对面，钟嘉玲个展“尴尬”是空间从天河区搬到东山区后的第六个展览了，策展人张嘉平去年底从成都回到广州，策划了时代美术馆仍在展的“梅兰竹菊”，他说还是更适应这边的生活与工作。
我错过了露台上刚结束的“驯服”表演，回到室内发现印在展览平面图上的作品定价和“无聊家庭录像”的呈现方式也都有点“尴尬”的意味。从广州画廊相继出发的观众相继到达，再次感叹广州也有了赶场的机会时，“驯服”也被安排再一次表演，众人迅速在白色帆布蓬伞下的椅子落座，找合适的拍摄位置，穿睡衣的表演者侧坐在酒吧高椅吹起了萨克斯风，是耳熟能详但想不起名字的那种乐曲，后来钟嘉玲告诉我是《回家Going Home》。气氛开始过度闲适时，大家也在背景音乐里开始了攀谈和聊天。再次回到室内，钟嘉玲毕业的广州美院油画系第五工作室的原负责人黄小鹏和张嘉平正讨论着录像在空间呈现中的概念问题。嘉玲是年轻的母亲，需要兼顾照应家庭与艺术创作，在创作中常常显现对日常生活、身体政治的绵密思索与节制提炼，她迅速地告诉我，还得继续做作品。张嘉平说这类小型个展项目有助开发策展方式及帮助艺术家梳理创作思路。
一楼见到黄边站的冯俊华和顶上艺术项目的卢川，卢川告诉冯俊华，顶上在18号下午3点有艺术家徐坦的讲座，冯俊华说，同一时间也有五行会的春季义拍。门外等车时，冯俊华告诉我，毛泽东和周恩来第一次碰面的地方就在这附近，时间是整整91年前。哦，广州……我有点诧异。我想起本来画廊所在的骑楼，一楼分割的铺面卖五金和塑料模特，临街的立柱上嵌着“国民党澳大利亚支部广州旧址”石铭牌，这些词的组合让人很难不期待着曾有重要事件发生的痕迹，或者，想象重要事件仍然发生，即使不知道追认会在什么时候到来，但我们可以此更轻易地满足自己……
站在本来画廊清净宽敞的展厅里看着特意保留的旧墙，我的想法有一搭没一搭。有参展艺术家担心地和我搭讪，为什么来的人这么少？我只能凭自己的经验解释，因为陈侗老师的号召力，大家都会把本来作为最后一站，而现在还不到饭点。作为开张以来的第二个展览，“广东新语”仍是群展，十一名艺术家里架上占了大部分，因而不多的录像、装置很抢眼，画廊总监全荣花描述她为争取到展览里作品媒介的多样性而付出的努力。随着天色变暗，人和赶场的感叹果不其然地又多起来，一位姑娘拿着展览平面图向我打听林奥劼的摄影在哪里，我告诉她书桌角落和旁边墙上挂的就是。更多人围在香港艺术家劳丽丽身边，不停有观众提问，她耐心解释着《东濠涌博物馆纪念品&监控节目》的缘起，向我说带作品过海关时的诸多麻烦，而展览好像总在最后一刻才能完成。画廊楼上的空间还没有官方的名称，但属于博尔赫斯书店艺术机构，据说是非营利性质，工作人员上上落落，为明天下午的五行会春季义拍布展，也没有拦阻好奇的观众。
到了六点多，大家陆续下楼往海珠广场的美食老字号得云宫走，策展人侯瀚如夫妇在前头，带大家从骑楼后边绕出去，士多店老板娘在户外搭的灶台上炒菜，幽暗的巷子里只有几盏明灭的路灯，有的旧房子改成了批发的仓库，侯瀚如和大家讨论建筑的年份，说自己读的小学就在附近，从前每天都走这条路上学。得云宫在广州宾馆26楼，坐观光梯上去时能看见海珠桥，然而得云宫只有一桌，于是一部分人下去3楼的银灯食府，这里也是我最喜欢的招待外地朋友吃广州茶点的地方，但周五晚也没有空桌，最终我们穿过起义路，在鸿星海鲜酒家找到两桌。劳丽丽的朋友送来自酿的梅子酒。饭后，几位还要布展的博尔赫斯书店艺术机构的年轻人首先告辞，全荣花走过来告诉我，她已经48小时没休息了，她眯着困倦的眼睛，语调却是雀跃的，说在广州工作很高兴。要了几张合照发给没到场的艺术家后，她也在大家的催促声中先走了。
18日中午，上阳台的又一次筹备会议在装修现场举行，作为黄边站在一年前开始推动的新空间，上阳台直到榕树头旅行社的串联结束才变得水到渠成。晓园新村的一座座小区建于八九十年代外貌大都相似，因为怕有人找不到地方，大家约了昌岗地铁站先等，然而今天工人不开工，施工方把空间锁上了，没谁知道钥匙在哪，只能轮流趴窗户看工程进展，指点走廊、士多店、公共区域是怎么划分的。当日议程包括空间共营的准入细则、长期项目的进退机制，以及跨地域跨机构的货币怎么发行流通。因为饿，艺术家朱建林到小区外的菜市场打包了饺子，一小时后，在路口的乳鸽店我们把菜吃一半了，与会者终于来齐。天开始下雨，剩下的菜被打包，会议转移去冯火印刷社。
二点半我提早离开，到达五行会春季义拍现场时还是错过了开幕，据说已经卖掉两件作品。主题为“新人·新水墨”的水墨专场，相对去年五月第一届义卖筹款晚宴的声势浩大，显得气氛沉静。大雨使老房子散发出寒气，我走动搓手取暖，看漂亮的南洋花砖。靠窗的书桌与立柜摆放着五个成员机构的历年出版物供观众翻阅，街面上的小哥们拉板车、卸货的声音不绝于耳。“十月会有当代场，年中要启动年度艺术项目……”主要来自博尔赫斯书店艺术机构、录像局的工作人员和零星的观众混在一起闲聊，小孩子跑来跑去。与第一届义卖不同，这次捐出作品的27位艺术家，作品卖出后将会有分成回馈。楼上楼下、“新人·新水墨”和“广东新语”构成的排比，让下楼时的我有一些恍惚，俨然这座射灯通明的小楼变成了“新”的商场。雨还在下，我跟时代美术馆的梁健华同路去顶上，说起川普发布了取消由联邦政府资金支持的国家艺术人文基金的提案，他惊呼这座“堡垒”也沦陷了。
顶上的发起者之一韩飞是好客的人，广州艺术从业者的日常聚会常在他的广告公司的顶楼天台举行。散会了的上阳台与会者，五行会水墨专场的年轻人们也陆续来到，大家和往常一样先吃晚饭，主要的话题围绕一条被大量转发其后又被家属呼吁删除的公众号消息，其中的主人公是众人熟识的艺术家朋友。在下午，几名上阳台的与会者不得不暂时离开了会议，参加和这条消息相关的另一场沟通。徐坦的讲座改时间了，带着饭后的饱腹感，大家涌进广告公司的二楼会议室，徐坦刚制作完的视频在会议室四个不同的位置上持续播放着，“社会植物学在旧金山——”徐坦站着，介绍在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的支持下，他2015到2016年实施的项目过程，他采访的是同时从事社会运动的艺术家。陆续有人离开讨论，到会议室外的办公区域聊起广州新颁布的房屋限购政策。“现在的问题不是城市化而是都市化了——”他们提到，在北上广深，房价一天能涨二三十万，年轻人因赶不上楼市末班车而焦虑，对金钱的渴望甚于一切，生活的时间和空间被不断压缩，如今再谈日常生活的相处都有些太奢侈。
雨没有停，停了后也是更加阴郁的回南天。19日，我换上了水靴，坐地铁到郊区的新造站，我们没有像以往那样打摩的，而是叫了辆滴滴，好躲开雨。雨打着镜花园的木头小路，我往离入口最近的展厅内张望，郑国谷正在煮茶，一群人围在桌前。我和同伴在靠入门最近的小桌旁盘腿坐下，工作人员逐桌逐桌地倒茶。同伴喝了两口，说没有上次去了园时郑国谷泡的好喝。
我起身往镜花园深处走，见到了新搭建的集装箱空间，有点意外，三月初和另一个朋友来的时候，这里还空空如也。集装箱里细致安排着出版物和桌椅，空气中残余的桐油和油漆味道透露了一丝匆忙。维他命的文海跟我说，这个部分由建筑师藤本壮介继续设计，为镜花园增加工作和休憩的区域，天晴的话桌椅可以摆出室外，下雨就都集中起来了。雨变得更大，我拿了展览平面图就钻回展厅去。脑神经线系列、单晶园系列、“大幻化”系列，策展人兼艺术家沈瑞筠在跟朋友介绍她近几年跟郑国谷的合作，几位观众在《6个二维的结束=生命的钥匙》前称赞郑国谷的想象力和知识覆盖面，同伴把我拉到《普巴金刚伏魔除障咒轮》前，说这张好厉害，我俩盯着画看了一阵，有在听Kraftwerk的感觉。
展厅出口有人互相问：“后脑勺有没有感觉？”我回到集装箱，想再看看出版物，右边一桌观众在聊上次到了园喝茶打坐，毛孔有张开的感觉；左边一桌是徐坦和Adrian Blackwell交流各自的项目，Adrian最近在深圳的“握手302”空间驻地，研究城市规划问题，他的关注点之一地铁线路如何影响着城市规划。镜花园的植物又茂盛了许多，厨房正对的园子里，栽了几株从艺术家陈再炎的家乡阳春的梅园里迁来的梅树。还是文海告诉我，梅树运来的时候可能伤根，转移环境的风险也大，需要早晚用水喷一遍枝干，日复一日细心养护，才可能存活下来，长得好的话，夏天能摘青梅，冬天能赏梅花……每次来镜花园都能感到工作人员的农业知识长进。也许因为湿度大，喝了茶，我有些饿和乏了，等不及晚饭就回市区去。
在广州，日后我们适应如这三天的紧锣密鼓的机会应该越来越多，毕竟变化有目共睹：去年开了两间新画廊，成立了五行会和顶上项目，K11购物艺术中心相传于今年下半年开张，上阳台也投入使用在即。北上港深的藏家和策展人往来更加频密，而本地的艺术家们外出展览的机会与日俱增。一位艺术家和我说去年参加了十几个展览，而几年前他们还是无人问津的“美院毕业生”。似乎在“艺术生态不健全”成为本地口头禅多年后，一直被认为或自认为边缘的广州，也开始成为资本的新宠儿，迎来了值得欢呼的“健全时刻”。写这篇所见所闻的中途，我断断续续地听完了上阳台筹备会议的录音，“街垒”，几个声音在说。忽然想起，这三天还在某处看到过这个词，查阅后发现原来是在陈侗为“广东新语”所写的展览前言上，他说：“新的一代艺术家或许不再需要像当年的’大尾象’那样战斗于街垒。”真的吗？我不知道，或许，如果全球化已成为年轻一代的成长背景，而不再像二十年前那样只是一幅想象图景，重装上阵的地方主义已不能保护我们闪躲政治资本的贴身逼迫，也无法帮助我们逃离一系列在各地都急剧共振的空间和主题现场，那么，怎样再次理解我们生活于广州并从事创造力工作这一选择呢？新的一代艺术家不是需要据此重新判断创作与生活的关系，并重新建立起对街垒的意识吗？如果不把大尾象视为冰原下的猛犸象，那么，他们的工作仍能提示着应该去主动开辟，而不是绕过和放弃的一种道路。
文／ 李筱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