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自从卢迎华担任中间美术馆馆长以来，这个偏安于北京西北角的民营美术馆就有了一番新气象。在北京地区诸多展览开幕的5月27日，长途跋涉赶来参加中间美术馆展览“自我批评”开幕的媒体和业内人士并不比热闹的798艺术区少。抵达时间稍晚，我匆匆看过展览，就来到开幕式现场。卢迎华、罗小茗、苏伟作为召集人正在做开场发言，我一边听一边翻看配合展览制作的一厚摞文本册子。册子里包括一本《自我批评讲义》，内容是几位展览召集人对“自我批评”这一主题的思考，以及若干历史上关涉这一话题的重要文献；此外还有8个小薄册子，是每个项目策展人作为回应人对展览前言及作品进行介绍。卢迎华在介绍他们的展览策划及结构时说，13位展览回应人在接受邀请时，并没有看到今天《讲义》里丰富的文本，因此展览召集人和回应人共同在工作中深入各自对“自我批评”的理解，形成了诸多彼此平行的想法，而非谁成为谁的注解。
如此去中心化的策展方式，给予了展览回应人和艺术家充分的发挥自由，却也不免落入某种失控的情形当中——在后来的观展过程中我发现，小部分作品于诸种概念之间反复缠绕，至终离开“自我批判”的主题太远而显得疏离；另一方面，如果将这个展览里的作品放置在其他以体制批判为主题的展览中，大部分都显得同样相得益彰，只是在“自我批评”的展览语境下，作品获得了一些新的解释维度；这些艺术也以不同的侧面，或者直接对应，或者反诘甚至消解着展览主题。这或许应证了《讲义》里卢迎华的文章《先从自己谈起》的内容：“……不可回避的是，当我们在说自我批评的时候，我们的脑海中浮现出种种我们所观察到的具体的事情和具体的对象。不可否认，我们所说的自我批评是对于某种具有普遍性的行为方式和思想状态的批评和回应，在实质上也是一种对于他者的批评。”
于是自我批评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种姿态。作为回应人之一的艺术家李杰发言说，“在当代艺术领域，不只是艺术家，很多人都在表现自己在自我批评，但是不是真正在自我批评我们不知道。”而后他生动地举了一个他自己由香港口语衍生出的理论“八婆骂八婆”，“当你听见一个人在骂别人八婆的时候，他（她）说的那个人是不是八婆我们不知道，但可以知道的是他（她）一定是八婆。”他策展的项目“多少时间被浪费了？”正是这一思考的呈现：艺术家王思遨的一组现成品装置语义晦涩，以近视、吵杂声或情绪上难以处理的事物，让人从获得真相的安全感中走出来，以此提示在人们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过程中，要面对的真相的复杂性。在许多社会、政治、环境问题面前“必须表态”的香港艺术界，她的作品也映射了一些不愿表态的艺术家呈现出的某种半透明的状态。另一位参展艺术家王美玲，事实上是策展人虚构的人物。这次展览王美玲展出了几张静物素描，她的几个朋友兴致勃勃地送来几个大花篮以示祝贺，将她裹挟进了艺术家的职业角色。这个项目以荒诞的戏谑抗拒整个行业的虚伪，只是好像冷不防也落入了“八婆骂八婆”的境地。刚好在这个项目附近碰见苏伟，谈起“八婆骂八婆”，他也承认这样的悖论：“只要你发声，或者把作品拿出来展览，就必定是一种表演。而‘自我批评’这个词天然带有一种表演性。也许更适合的用词是‘反思’，但这个词更是被滥用了。相比较自我批评还是更有力量和紧迫感。”
说到表演，在开幕式当天进行的表演，成了展览云集的北京，选择必须在开幕式看某个展览的理由之一。“自我批评”展览的开幕式上，同样包含了两个表演。此次策划了一个声音项目的策展人李䔽德和艺术家何颖雅的表演《谁人往，向何处？——第八部分》的现场表演，是该项目表演的第八回合，真实的表演与背后影像套影像的组合，和李蔼德用胳膊编织毛线的行为一样，在看似有秩序的过程中不断制造和遭遇荒谬的复杂状况。韩国艺术家金月植的表演《社区纪念碑》，在三层展厅现场制作了一个三条腿直立、一条腿横叉出去的桌子，艺术家邀请现场观众抬起这条特殊的桌腿，才让桌子得以站立。作品力图表达，所有的社区、共同体都要倚靠每一个个人的支持，这似乎是就个人对社区过度批判态度进行的自省与批评。据艺术家说，韩国总统也曾参与过这个行为作品。
金月植表演的对面，带有“企业化”宣传意味的，是王友身作为策展人和作为参展艺术家的《北京青年报》的8位美编、摄影记者等工作人员，共同完成的项目《（北青艺术）办公室》。该项目通过物流搬置方式完成了两个46平方米的空间置换，开放的美术馆空间变成了既是王友身也是参观者的办公现场，而他的办公室则成为了一个临时企业美术馆。通过这个项目，我才知道原来艺术家王友身一直是《北京青年报》的工作人员，目前他的职务是艺术总监。展览现场，机关单位典型的办公室布局、各类文件档案，摊在桌子上的此次“搬家”过程照片，以及工作团队项目筹备会议的无声的影像，传递着日常的工作气息，又隐秘地夹杂些许紧张感。后来的晚宴时分，我听到王友身聊起他供职的《北京青年报》，原来它是隶属北京团市委的机关报，中国最早的上市传媒集团，是在中国大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媒体之一。而自从1990年代就与中国当代艺术保持紧密关系的《北青报》，在传媒市场化初期，其报道内容既要传递时政新闻信息，又常常需要在市场化竞争中寻找报道的突破口，因此自我批评、自我更新早已是他们的家常便饭。此次王友身的项目源点就是他1992年的工作总结《自我批判与进入规则》。以呈现《北京青年报》的日常工作状态来回应该展主题，恰恰将“自我批评”这一语汇所出自的历史社会语境，同当前复杂现实相互杂糅的丰富性呈现出来。
当“自我批评”在艺术系统和社会体制中成为了日常工作时，《（北青艺术）办公室》项目成为了其在中间地带潜伏游弋的行动。“边界：探险和侦察”项目中，许家维的《废墟情报局》呈现的却是个人在国家与宗教意识形态的边界间往复的经验。这部纪录片的主人公是一个曾经的国民党军队情报员，他所在的部队应总部要求留在泰国边境以备返攻，士兵们却在流逝的岁月里渐渐失丧了身份，最终他成为一名传道人。影片中，传道人在回莫村孤儿院门口，面向一群孩子，一面叙述着他所在的情报村的故事，一面反思自己的人生，对当局的错误决策没有一句抱怨。主人公自己却难逃被批判的命运，我还记得在离开晚宴同行的路上，艺术家刘鼎谈起影片里那些在被迫聆听、拍摄和采访中进入表演状态的孩子们，并对艺术家这一讽刺的手法称赞有加。而我记住的更多的是传道者的沉静如何统摄着整部影像。除了面对眼前的孩子以及摄像机镜头，这位传道者要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观者，亦是其自我批评的根基，就是上帝。对他来说，在上帝面前，是否在表演应当不成为问题，这也许是他在两重意识形态捆绑下依然保持沉静的原因。
关于什么是自我批评的根基，每个人的回应大概都不一样。晚些时候，我将问题分别抛给了卢迎华、罗小茗、苏伟和李杰，并在以他们的回答做结：
卢迎华说：“自我批评的根基是个体经验和个体精神，是将自己视为自身唯一的障碍。”
罗小茗说：“应该是个人如何看待自身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吧。”
苏伟说：“关于自我批评的根基，从我的理解来说，实际上是如何重新建立这一根基的问题。建立根基，我觉得只能是一个不断的过程，因为所有根基的合法性都是会被历史检验和更具启发和多维度的思考突破的。”
李杰说：“我也不知道，可是它就在那里。我们有时偏这边一点，有时偏那边一点，总不偏离它太远才好，至少每天接近一点点吧。”
文／ 周雪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