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深双的海报在展览开始之前就为其后分沓而至的批评声音打下了伏笔：空地上搭起的脚手架被剥除任何实际功用，成为了一个视觉符号“装置”，上面模仿城中村——本次展览的主题与场地——的美学，不整齐地钉着一块块手写的展览中英文信息的破木板。装置看起来被聚光灯打亮，远处是城市夜景。这张缺乏图像素养、充满猎奇意味的海报，精确地捕捉了展览将庞大而复杂的生态以及多方力量化约为混乱而扁平的叙述的趋势。
两位建筑师策展人对于这一事件的复杂性是有意识的，他们在展览的媒体发布会上也对此做了承认和展开。发布会本身便有趣地演绎了构成这复杂图景的多方力量及各自所持立场。深双组委会秘书长、深圳市规划局规划处处长薛峰面对一则提问时兴奋地说，展览还没开始，租金已经涨了！这样经济利益驱使的语调使一位记者对于在策展过程中是否遇到村民负面反应这一提问显得合理又自然，然而被策展人侯瀚如用一句“政治正确”打回了。穷人也有经济利益，策展人说。区旅游局局长周保民的观点也类似，他认为不同人有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权利，但是艺术给城中村带来了“美”，“美的东西是一种有价值的东西，每一个人都有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权利”。周保民还认为双年展可以为政府部门提供经验，使其理念更为民众接受。没有露面于发布会但是依然“在场”的双年展支持方，是以LOGO存在于几位嘉宾身后背景海报上的多家地产公司。
开幕日早晨，林一林的行为表演从古城的东门开始，在这条东西向主街道上用两边商铺售卖的商品在地上摆排出一条直线，鲜肉、包子、蔬菜、一杯杯奶茶、一碗碗米粉连起来，一直延伸到远处，延伸到人群中。从居民的反应来看，城中村的日常物件首次在他们熟悉的空间中变得“陌生”。奥地利林茨艺术设计大学的团队在两座古屋中驻扎下来，在那里搭起工作室、会客室、厨房、展厅……我去参观的时候，对门的居民看到他们有访客，从家中拿出了一些凳子招待。城中村处处是科班出生的规划师、设计师、艺术家的“田野”，他们从中汲取到无限灵感。作为“交换”，艺术家和设计师为古城的小餐馆带来生意，送去小礼物，还有“感性经验”，这是否就是被旅游局局长称为“美的东西”？当然，很多人认为退一万步讲，南头古城得以保留，本身多亏了双年展。
南头古城村子里一些文化历史地标性建筑也重修一新，迎接双年展的观众，如东莞会馆、新安县衙等。新闻发布会所在的场地叫“大家乐舞台”，那是社区公共空间内尚有集体生活的时期留下的产物，主办方将其进行改造，成为聚集和表演的活动空间。舞台旁边是“村雨”，一个临时搭建的露天大棚，开幕当晚向观众供应鸭饭、放映“西三电影制片厂”项目的影片，以及上演民谣弹唱。另一个原公共空间“报德广场”则全天封锁，为晚上的开幕仪式准备。临近傍晚，没有双年展吊牌的人很难再进入村子了，报德广场则具有更高的VIP限制级别。芭蕾舞、民族舞、舞狮等节目在街道上、展场前空地上演，不知是自发庆祝开幕还是作为展览某项目一部分，但是这种喜气立即被无数位穿着各种不同规格制服的安保人员所传达出的紧张和森严的氛围冲散。
位于原制衣厂中的主展览虽然空间偌大，但作品的呈现仍然非常局促。无数个基于调研的项目并置，要不是有超凡的耐心去阅读每处的文字，这些各自具有丰富语境的作品很容易互相化解为景观。在录像作品密集的“艺术造城”部分展览同样如此。而展览开幕之后的一场大规模审查，也使本身就缺乏空间展示逻辑和连贯性的展厅更加零落和萧条。据说包括曹斐的《人民城寨》都惨遭撤展，不禁让人想到艺术家之前在朋友圈被广泛转发的一则呼吁，号召大家关注其父亲面临强拆的雕塑园。看来艺术家在政策性的城市更新举措面前，总还是渴望联合的个体。
巧又不巧的是，深双发生在北京大规模人口驱逐事件的不到一个月后，有人在微信朋友圈上评论说双年展不过是同一驱力的“南方答卷”。这在开幕后发在澎湃新闻的一篇名为《双年展，与谁共》的调查文章中被证实：那家制衣厂在很短时间内接到搬迁通知，且由于其中大量工人本身居住在南头，上下班方便，因此厂房搬迁后导致了老员工流失，撤离南头代价巨大。
讽刺地是，如果阅读策展人文字，我们竟然发现他们的初衷是使“展览本身形成一个针对任何规划强权的抵抗和替代空间”，孟岩还说，“艺术的介入在城中村高密度的城市形态中会创造出新的公共领域，或者说，艺术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造城力量。”这些宣言性的语言听起来带着好的意图，但是作为一个政府牵头、政策导向、开发商参与支持的项目，为实现展览而造成的现实后果，是否还可能忠于原意图、忠于艺术在这里被赋予的价值？
这让我想起去年的文献展：展览在艺术层面具有实验精神，但是最终与文献展的管理层以及包括卡塞尔市在内的资助者决裂，同时也受到了一些雅典本地青年群体的抗议。像这样多种不和谐的声音显现，恰恰体现出艺术参与到社会运作、面对各种势力时的矛盾性——因其本身具有极大的矛盾性，以及揭示并演绎矛盾的能力。而在这次深双中，将矛盾隐藏、压制，防范于未然，则使艺术缩减为仅仅是一种名义，便于同床异梦的各方使用。
时代美术馆的“寻向所志”定于深双之后一天开幕。在用尽了耐心和手机电量与多位滴滴顺风车司机周旋未果（无法协调出拼车效率最大化的方案）后，我最终还是赶到火车站跳上一辆慢车，来到广州。“寻向所志”是一个追溯美术馆自身历史源头的展览。这座原为“广东美术馆时代分馆”的机构是第二届广州三年展“三角洲实验室”的产物，由当时参展的建筑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和阿兰·弗劳克斯（Alain Fouraux）设计，他们赋予美术馆的使命之一，是成为一个生产的场所。在展览展出的设计理念示意图上，我们看见，美术馆的地下室是一个“发出噪音的作坊”。
“寻向所志”可以说是个“奇怪”的展览，参展艺术家作品的入选并非符合一个整体策展概念的框架，而是用以来“示例”艺术作品与作为公共和社区空间的美术馆之间的关系——它们并非展览的主角。除了松散地分布在展厅的作品以外，展览的主要部分由历史文献和空间搭建组成：文献呈现了机构在其组织结构和项目开展中如何延续库哈斯将美术馆视作为“生产”空间的设计蓝图；而搭建则通过再设计来强调出之前在做展览时常常被忽略或掩盖的初始空间设计。我到达时，作为开幕一部分的“原址旅行团”工作坊，也正在展厅内进行。这个原址旅行团持续一整天的时间，通过拜访库哈斯设计的“原址”，来进行“将实地导览、讲述、讨论融合在一起的思想研习”，由激发研究所的宋轶带队。
据说，因为两位设计师的脑洞，美术馆的选址从设于小区内独立场馆的方案变成了内嵌于沿街居民楼的多楼层空间的最终方案，一方面他不希望艺术机构只服务于封闭的固定人群，另一方面，他构想美术馆是一座“太空飞船”。而位于同一栋楼一层黄边站的展览“陈珈：结离陆地”分享着同样的愿望：原地起飞。展览中，艺术家将她在旅途中的一些思绪转化成为空间装置，使观者进入展览便进入了临时、不确定、无国界的中转空间。作为美术馆教育机构的黄边站，与美术馆各公共项目，以及一楼门厅的“榕树头”空间，共处于关于“生产”的机构版图中。
原址旅行团的最后一站为上阳台，那是黄边站经过对“教育”这一使命进行重审后的一个尝试。虽说上阳台由黄边站发起，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决策机制，这个空间的成长将由其中的“业主”共同打造——上阳台的成员以业主为单位共同承担和使用这一位于居民区内的沿街铺面。在上阳台的讨论一直延续到凌晨，来宾大多为它的“协商共治”所着迷，也有人对提出质疑，但没有人拒绝得了现场制作的夜宵、糖水和热红酒。生活本身，总是不会缺席于这个城市中任何场合。
一个作为生产空间的艺术机构，一个作为空间生产的双年展，珠三角这个城市化实验的历史根据地，近年来大肆展开与艺术相关的新型实验。当然，“以艺术之名”这一现象也不仅仅局限在南方。任何自上而下的“实验”，都有自下而上的“对策”溢出，深双这次选址城中村的理念在于肯定、弘扬、保护这些“溢出”，可惜依旧用了自上而下的思维。而如今，“珠三角”即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化实验将扩大到关于地缘政治和多元文化的挑战，但是在这之前，实验的伦理和底线是否已被讨论？
文／ 张涵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