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没有艺博会，没有全球艺术超级明星，没有美术史教科书级别艺术家个展，喧嚷繁华的上海艺术周后，我降落在竞选季的台北，意识到艺术并不一定是从业者的生活中心——大家见面时更可能聊及的，不是今天在西岸又撞见了谁，而是在此次市长和议员选举中会投票给谁。
艺术家施昀佑和张允菡告诉我他们的公司正在承接一个政府委任项目，围绕“转型正义”的议题。去年年底，台湾立法院通过了《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意在调查和回顾1945年至1992年之间国民党前独裁政权的不义行径以及其对异见分子和其他普通公民的迫害和污名化。上述项目邀请策展人，公开招募艺术家、建筑师和设计师对戒严历史以及白色恐怖时期在城市中留下的遗址作出回应，其初期文献及提案的展示“标志不义——不义遗址视觉标志与纪念物示范设计展”于11月28日在人权博物馆开幕。施昀佑作为该计划的项目负责人认为，在社会民主化之后强调“转型正义”，除了反省、补偿、还原历史真相以外，“从很生活的面向上来说，则是一种处理过去的幽灵，或是说找到一种共同生活下去方式的过程。”
一个新晋创办的艺术机构被称为“空总”，它的场地本身即浓缩了台湾近现代的不同社会转型历程。“空总”的官方名称为“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C-lab），这个机构的所在地在日治时期是台湾总督府工业研究所——成立于1939年4月，为日本提供军需产业化研究。我想起艺术家许家维以“台湾总督府工业研究所”为题的作品，其从科学与技术伦理的视角重新叙述殖民历史。战争以后一直到2012年，这里曾是国防部空军总司令部，由此得名。
“空总”展览的标题“再基地——当实验成为态度”（由王俊杰策划）呼应了场地前世今生的共通点以及它的转型——曾经的军需实验室，如今的文化实验场。展览中，七组参展的创作者皆呈现了限地（site-specific）委任创作，我们依照导览地图穿越偌大的园区找到了所有作品，顺带游访了曾经具有不同功能的军事建筑结构。展览中最令人难忘的是张英海重工业正对园区入口的文本动画，以关于当代生活之虚无的句子（譬如“用想象力旅行不费一毛钱”和“所以，笑吧，即使没那么好，你还是会没事”）对话着四周空气里飘浮着的过去意识形态话语和军事口号命令的幽魂。
和其他地方一样，当代艺术总是在都市更新计划中扮演着暧昧的角色。按照一位朋友的观点，台北的士绅化进程十分青睐前军事用地以及市民大道（旧时铁路）沿路一带的仓库空间，通过对这些废弃空间的再利用，“用艺文之名创造产值”。在过去一些文创规划项目（如华山、松烟）最终因太过商业化而慢慢失去了其初衷时，“空总”探索一种更加新的“活化”模式。
我们很难不留意到，跟着艺术家郑波的脚步——从几个月前的银川双年展、巴勒莫的Manifesta、上个月的成都·蓬皮杜“全球都市”展，再到本次的台北双年展——可以看出对人类中心的反思是这一年的重要课题。考虑到生态主题有时可能具有的说教倾向，本届台北双年展可贵之处在于其呈现了不同的实践者在自己的工作轨迹上探索着文化生产与生态倡议交汇的可能性，亮点包括导演黄信尧拍摄白冷圳灌溉项目和沿程耕种状况的纪录片《印样白冷圳》（2018），以及作家吴明益以虚构小说及配图的方法在台湾的本地生态和物种环境中展开探询（《苦雨之地》，2018）。另外，包括郑波的《蕨恋》三部曲（2016-18）、露西·戴维斯关于追溯东南亚废弃木材的生命历程的“迁徙生态计划”（2008至今）和乌苏拉·毕曼刻画一位萨米族女性科学家的《声海》（2018）都是既立场激进又令人动容的作品。
“去殖民化”是本届台北双年展的一个重要概念：对美术馆的去殖民化和对自然的去殖民化两方面的交叉探索，构成了今年的主题“后自然——美术馆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展览包括不少非政府组织和社运团体，诸如“我们的岛”行动、基隆河守护联盟、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等组织和团体。其中，原转小教室的《凯道运动场》（2018）让我再一次遭遇转型正义这个课题，并明白了其并非只针对威权时期，而是多重议题交织的跨领域持续性行动。由多位原住民文化工作者组建的原转小教室因不满允许原住民土地轻易被政府或企业剥夺及开发的法律条例，于去年2月23日起在凯达格兰大道总统府附近扎营抗议，至今已有六百多天。“转型正义就是不同时期对正义的价值标准不同，”在开幕第二天的论坛上，纪录片导演、原转小教室核心成员马跃·比吼说，“如果我们谈处理蒋中正铜像的话，那么郑和的铜像要不要处理？”
原转小教室在展览里的呈现跨越了室内和室外两个空间：他们将美术馆廊道转化为街道空间——中央有一座呼应凯道的露营帐篷，上方满是倒挂帐篷，而毗邻的室外空间则展示了集体创作的雕塑作品。原转小教室将美术馆内、外空间置换了，成员也持续地与驻足的观众交谈、交换——如此来实践双年展“将台北市立美术馆重新界定为一处协调、转型、合作、传播与吸收的论述空间”的试探（策展前言语）。联合策展人吴玛悧告诉我，她认为美术馆可以担纲起倡议者的角色。另外，将生态话题与少数族群权益的问题并置，不仅仅审视了植根于榨取生态资源和排挤少数文化的发展进程，而且还暴露了无论是围绕汉族人和日本殖民者的本地历史书写还是以西方现代性为中心的全球主流价值，其面对周遭的世界时那受限的想象。
除了原转小教室的呈现积极“跨界”了以外，展览并不急着模糊社会行动和艺术创作的界限或者调换双方的标准和价值，从近几年的趋势和论调来看，将二者混为一谈的做法很便捷，这也让我想到年初卞卡、燃点与陈界仁的辩论。台北双年展耐心地呈现公民行动、大众文化以及当代艺术实践者各自的工作，让我们看到一座文化生态圈中的异质性。但是，这也导致了一部分实践的呈现集中于告示板和纪录片，展览二楼空间挤下了诸多高信息量和阅读强度的作品，观众若没有毅力和决心的话难免囫囵吞枣。
此行当中一段能够轻易成为趣闻的看展经历是拜访“白男人文件展”（Whiteumenta）。我们严格按照门口张贴的入场规则支付了门票（发达国家访客300台币，发展中国家访客100台币，媒体观展也也不例外，只有台湾护照持有者可免费进入），随后进入这个位于林森北路前红灯区的地下室空间。我们在展厅偶遇该展览的策划人洪子健，他导览时说：“有亚洲影展、女性影展，黑人影展，为什么不能有白男人影展？”台北白男人影展今年已经是第五年，而五年一个周期，首届“白男人文件展”应景而生。展览包含了一些艺术家的小型/小品式创作，以及一部分半虚构/推演性文献，共同讨论了种族政治、白人至上主义以及男子气概的话题，其中多件作品的黑色幽默让人捧腹。“白男人文件展”整体作为一个观念项目给人留下的印象要深过其中的单件作品，这不妨碍展览成为对高学术浓度展览审美疲劳的一剂解药，也为关于权力、殖民及沙文主义的讨论提供了一些全球语境。
我从台北回到上海的当天晚上发生了“金马奖事件”，网上爆发了关于艺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讨论。在一些网友看来，傅榆因在台上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点而纵许“政治干预艺术”，她并没有“顾大局”（令人匪夷的是：往往也是同样三个字“顾大局”，包裹并宽容着真正“政治干预艺术”的情况——审查）。台北之行让我知道，关于什么是“政治的”在两岸可能有极其不同的答案。我问双年展的联合策展人范切斯科·马纳克达在台北展开本次展览的议题与别处有什么不同，他告诉我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本地的组织和行动力量很大一部分来自草根，“他们的紧急感、行动能力以及传达议题的能力……”他认为在台湾，“政治生活更加开放和谨慎，政治不仅仅是投票和立法的时候，它也可以在日常决议中传播和流动。”我与他的感受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干预艺术或者艺术干预政治都成为了似是而非的命题，因为一者从来都不外在于另一者。
同一天下午赶去机场前，我在老城区的一条小巷子里找到了台北当代艺术中心（TCAC）和即将开幕的“录像厅”系列第三期“眼看虫鱼鸟”。这个现实情况与名字不符的小小的替代空间最初来自杨俊08年台北双年展的一件作品《一个当代艺术中心——台北（提案）》，当时艺术家先是在北美馆外搭建了一个临时空间，邀请台北诸多艺术从业者前来讨论“一个提案/提问： ‘当代艺术是否需要一个非官方的独立空间？是否需要组织一个交流、讨论的机制或组织？是否需要一个发声管道，集结并提出自己的文化政策？’”一转眼，这个提案落地成为一个真实的空间已经十年，举办了四百多场展览、论坛、座谈、工作坊、表演等活动。因为希望尽量维持独立的初衷，筹款一直是他们的难题。在我的想象中，一个替代空间的十年，比一段得奖感言，要政治得多。
文／ 张涵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