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12月21日，刚刚经历过一波冷空气的广州，出现了久违的骄阳。上午10点许，人们聚集到二沙岛上的广东美术馆门口，等待第六届广州三年展的开幕。当天一早，几个已经在这里待了几天的艺术家就跟我说起了岛上环境之“高档”：作为珠江上的一个沙洲，这里距离广州如今的CBD珠江新城仅有十分钟的路程；岛上别墅林立，平均房价已经超过了10万元/平方米。如此环境加上广东美术馆的国营身份，在这里举办广州三年展，确实颇有点占据南方“高地”的意味。
而作为珠三角地区的一项文化盛事，看得出此次广州三年展也是卯足全力，力图联合起更大范围的区域力量，并选择了多家在美术馆生态链上具有代表性的机构参与到分展场、平行展或是其他关联项目的组织之中。此次开幕周三天的日程里，就紧锣密鼓地安排了七个室内展、五场开幕式、一场学术论坛和一个公共艺术展，不可谓不丰富。只是从内容的关联度上讲，大多数的平行展并没有与主题展的议题产生什么深入的联系或对话，而更多地像是一种区域性的工作联动，借助三年展的平台进行集体呈现。
实际上，此次三年展的主题“诚如所思：加速的未来”是一个颇具现实意义且层次丰富的议题：不仅关注了当下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着的技术变革，更涉及到了被技术媒介化的现实以及基于“物的集合”和“重整的人文主义”的宇宙政治。展览通过相互交错的三个部分展开了对这一议题的探讨：“叠加：数字中的艺术”由菲利普·齐格勒策划，着重探讨数码的重要性及其在当今社会中对人类思维、生活和工作的影响；“同类演化”由安琪莉可·斯班尼克策划，结合生物技术的发展，挖掘了“同类关系（kinship）”这一概念，呈现了事物之间的连通性和共为主体的诉求；“机器不孤单”由张尕策划，讲述了机器本质上的杂交性和跨域性，并提供了一种关于新的生态可能性的想象。在概念上，三个部分多有重叠、相互补充，而在空间的布局上，也是各有穿插。
和许多涉及“人类纪”、“技术/媒介理论”等关键词的新媒体展览一样，对一般观众来说，此次广州三年展的论述文字读起来并不“友善”，宏大的理论野心与认识革命要么难于下咽，要么就消散在了各种新奇有趣的互动和样式之中。而对于那些想要更进一步的观众来说，作品又似乎总是没有关于作品的介绍有趣。观众往往沉迷在使用各种技术所带来的形式新鲜感之中，而无暇认真地反思这些作品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展场里穿梭，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去处理自己和展览所要讨论的话题之间的关系。直到有人兴奋地说，艺术家托马斯·费尔施代恩的作品可以将无机物变成有机物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今天我们对“点石成金术”的迷恋其实有增无减。科技乐观主义不仅带来了技术的不断革新，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许多人对可能性的判断。“改变世界”也许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一项非常现实且具体的工作。可与此同时，我们也比任何时候都更愿意讨论“去人类中心主义”，热衷于设想一种更加具有普遍性的宇宙政治和生态系统。而这其中被忽视的矛盾之处，在皮埃尔·于热的作品中得到了最佳的呈现。人们往往喜欢强调于热作品中的“生态”和“生活环境”，却容易忘记，其中出现的元素、组合，甚至那种满溢着的原始气息，其实都是艺术家精心安排的结果，用艺术家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为了创作一件新的艺术作品，我需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如果“自组织”、“杂交”、“智能”、“共生”等这些概念越来越变成了一种实验室状态，那么它们到底是离自然更近了还是更远了？而当我们把数据存入DNA、合成新的物种、设计游戏规则时，我们到底是在连通更多的“同类”，还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彰显自我的伟大？
面对扑面而来的技术未来，我们似乎总是急于理解，急于做出反应。这种急切，让我想到了应聘者在面试时会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你对未来X年的规划是什么？此时人们的回答常常笃定而自信，至少表面上如此，而我们也愿意相信，他们对未来已然成竹在胸。可是，直到X年之后，我们才会真正知道自己对未来的判断到底如何，不管这未来是不是能由我们决定。有趣的是，在做出回应的当口，未来一方面似乎被我们捕捉，但另一方面又从未如此错位。
如果说“反馈”是在现在回应过去已经发生的，而这种回应又会生成新的过去并再一次反馈到当下的话，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前馈”则应该是在现在回应未来可能发生的，同时这种回应也会导向新的未来，并再一次前馈到当下。不同之处在于，反馈的信息是确定的，而前馈的信息只能是一种推测（speculation）。这种推测为我们打开了无限的可能性，但也同时让我们战战兢兢地站在当下，面对一片混沌。也许我们真的正面临着Roco’s Basilisk难题[注]，面临着科技的“勒索”，逼迫着我们回应尚未到来的未来。
既是如此，那么在我们给出答案之前，是否应该先把问题搞清楚？塞德里克·普莱斯（Cedric Price）在一次演讲中就曾问道，“技术是答案，但是问题是什么？”他想提醒我们的是，在技术已经具备可能性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必须自己决定要做什么。无论我们如何强调“未来并不仅仅是人类的未来”或是“重整的人文主义”，我们都无法假装可以站在“非人”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即使我们真的处在一个共为主体的世界里，我们是否可以提出别人或者它物的问题？毕竟，“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呢？
回过头来看，此次展览中的许多作品，都很好地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并试图通过技术和新的视角来回应这些问题。吉尔伯托·埃斯帕萨对污水处理系统进行了重新设计，实现内环境的平衡，并对废水处理过程中的能源进行了开发利用。爱玛·查尔斯的《机器论片段》（2013）揭示了虚拟世界以及当下极度依赖数据的金融体系背后的基础设施和物质现实。塔噶·布雷恩的作品《深沼泽》（2018）反思了环境保护和环境工程的工作逻辑，提出了对干预措施和优化标准的挑战。阿恩·亨德里克斯的《不可思议的收缩人》（2010-18）借由对微小人种的设想，讨论了人类进化与环境要求之间的矛盾。问题在于，我们该以何种框架、在何种基础之上思考这些实践和回应，又该如何处理自己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也许我们不该忘记，不管我们想得多好，事情总是会出错。“我们不能只想着谈论梦，而忘记了噩梦”，艺术家伯尼·卢贝尔在美术馆外面的台阶上这么跟我说。
注：
“Roco‘s Basilisk”是一位自称“Roco”的人在知识论坛“Less Wrong”上发表的一个思想实验。其中，Roco‘s Basilisk被设想为一只在未来可能出现的AI暴君，参与者必须选择是否帮助Basilisk出现，而每个人的选择一方面决定了Basilisk能否出现，另一方面也决定了每个人在未来到来时所面临的命运。作为参与者，如果所有人都不帮助Basilisk，那么AI暴君就不会出现；而如果有足够的人帮助实现了Basilisk，那么那些没有帮助Basilisk的人就将面临终极惩罚。
文／ 丁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