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华·美术馆的内外温差很大，玻璃墙像长了细细的绒毛。墙外或许是这个夏天最后几场暴雨，可在这个周末来参加两日四场的“策展课”论坛的观众却并不少。两个多月前，华·美术馆邀请崔灿灿作为发起人，挑选37位（组）艺术家的项目和作品作为基础素材策划一个不变的实体展览。这个预先策划的作品展共分为五个单元结构——策展的档案、世界无疆、城市奏鸣曲、大地的尽头和虚构的真实。作品展的部分如同一个锲子，又如同一个样本，在此基础上崔灿灿再邀请八位策展人针对此次展览素材提交展览方案，同时呈现出方案内容和思考轨迹，最后以作品和策展方案双线并行的方式进行呈现，此为之“策展课”。我听见身后一对情侣喁喁细语，“只有图示又怎么知道最终哪个展览效果更好呢？”——果真有观者把方案的汇集当成了一场battle，这不禁让人有点啼笑皆非。
作为“策展课”的闭幕活动，这次的论坛邀请了十几位身处策展领域内不同位置的艺术工作者作为嘉宾进行分享和对话。第一日的两场主题是“美术馆里的魔术：策展与机构”和“策展在中国：从批评家到策展人”，第二日为“在地行动：策展的语境”和“全球视野：移动的策展”。整个框架像是对当代艺术策展机制进行递进式反思，从艺术系统到系统中的角色，再从角色到行动，几乎面面俱到。但实际上从论坛话题就能看出讨论框架设置得实在太过宏大和野心勃勃，以至于最后嘉宾们只能自行将话题缩小到个人的实践，却又因为时间的限制无法详述或回应具体的项目，令人遗憾。
“我感觉好像尤伦斯的展览像一个工业，像好莱坞电影一样。”第一场论坛的嘉宾，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展览部主管卞卡谈到最近大热的毕加索展时说。他停顿地笑了一下，带着几分尴尬找补道，“我倒并不是说，这种美术馆的机制或者说美术馆的工业有点像资本主义艺术消费的链条是好还是不好，反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他提到一种个体面对机构僵化的解决方法，就是保持身份的双重性：既在美术馆里作为项目经理存在，又要走出这个系统，到外面去实践。崔灿灿随后的回应也直接瞄准了近年来大热的“网红展”，他质疑这些展览的责任心和野心，以及当策展流程固定之后不可避免僵化的“品味”。
随着台上讨论的展开，我突然发觉这些年已经越来越少人直接提到“体制批判”这四个字，安德烈·弗雷泽（Andrea Fraser ）“一切体制批判都将内化为体制”似乎已经沦为老生常谈，这个词也仿佛慢慢从艺术生活中蒸发了。当艺术家和策展人试图抵抗白盒子的僵化和层级式景观系统的框架时，就像无力的乒乓球对打，从系统内反叛到逃离系统却同样被收割，在当中苦心孤诣寻找突破口的只是那些被推来打去的个体。
在之后的“从批评家到策展人”的议题里，既是策展人也是批评家的胡斌也将他的目光投向艺术的权力系统，只不过他更关心身在其中的角色置换。他大致勾勒了自己从批评家到策展人再到馆长的线索，然后提到他发觉所谓十多年前崛起的青年策展人的已经纷纷“过气”了，可以说还没有成功就已经“过气”，无论怎么奋斗，都已经很难成为一个所谓的国际策展人。同样的也有作为批评家的这个身份，这点从如今海外留学背景的年轻策展人更倾向于自称“写作者”就可见一斑。
“过气”这个词难免让人联想到一种类似中年危机的腔调，不过同时我好像也可以理解这种焦虑，尤其当策展人和批评家两个身份在艺术的权力系统里渐渐收缩，渐渐失语的时候。不过问题的关键或许更在于“脱节”而非“过气”，比如我们该如何在审查压力下接近本土重要的社会议题？如何跨语境又和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保持联动？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近年来大红大紫的词：“precarious”，临时的、无常的，正如不稳定的批评身份和摇摇欲坠的话语权。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提到过一种“后批评”的状态，在这个状态里，因为艺术体制的结构变化，大多数学者不再强调批评对公民参与的作用，策展人在策展工作里也不再推进批判性的辩论，尽管这种辩论对公众接受艺术极其重要。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已经进入了这种状态，但我宁愿直视这种无常，并开始思考如何在系统中寻找裂缝，反叛或者占领。
那么策展实践作为一种行动可以如何作用在真实的社会情境里呢？泰康空间的高级策划人李佳说，于她而言，策展“过气”与否并不重要，展览中蕴含的非常强大的政治性潜能才是她留在行业里的原因。在论坛的最后一场“全球视野：移动的策展”里，她提到，白盒子的空间是一个既抽象又具备公共性的场域，人群在此处聚集、遭遇、相处，产生联结。这种聚集和联结可能会生发出一种解放性的关系，同时又具备着一种策略性的遮蔽。她意识到展览空间在当下的语境下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奢侈的一块阵地， 如果想要推进这种人与人间真实的联结，可能就需要更多的方法，比如说用“反转空间”的策略，在现有的空间里对各种权力结构进行挑衅式的表达。她提到了她今年在泰康空间刚完成的展览“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展览中展出了艺术家欧飞鸿的涂鸦作品，李佳认为涂鸦本身就是一个身体对于街道、对于公共空间的权力较量。在这个展览里，当艺术家在墙上涂鸦，展厅就变成了一个逐渐社会化的场所，从而实现了“反转”。
论坛结束之后我一直沉浸在这种对于“反转”的思考里。究竟策展能否以及如何具有逃逸于艺术生产系统之外的可能？我们又怎么样利用这种抵抗、游动和遮蔽的动能打开更多异质性的想象？还是德勒兹的那句老话，这不是一个为了理想的明天更焦虑或者更乐观的问题，而是一个持续寻找新的武器的问题。暴雨之后的空气中有一缕秋天的味道， 乐队的夏天已经结束了，策展人的炎炎夏日或许才刚开始。
文／ 谢思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