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我今年最喜欢的一件作品来自中国网友：他们把一篇被删除的关于Covid-19最早吹哨人的采访转成各种“无用”的语言发在微信朋友圈里，包括十六进制、表情符号、甲骨文以及J·R·R·托尔金（J. R. R. Tolkien）发明的辛达林语等等。不难想象，这些版本的最佳观众群恰恰是审查者本身。
5月22日，因疫情推迟了两个月的画廊周北京在798开幕。我在东八时区稍坐了一会儿，听策展人张涵露、艺术家王拓和批评家杨北辰谈论怎么“取悦”那些挑剔的官方“批评家”。当天有一位稍微年轻一些、可能对文化也更了解的官员到场，不少机构都对自己的展览含糊其辞，以便顺利过检。或许形式上的限制反而能够激发出创造力（就像我今年最爱的那件作品）——但如何面对无处不在的政治压力呢？无论是当下的动荡还是大环境的收紧，统一的官方叙事还是官员的无作为：这些迫在眉睫的话题在画廊周期间的整个798艺术园区基本是缺席的。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是我的第一站，也是唯一一家通过策展来处理后疫情生活议题的机构。张慧英雄主义式的、几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的护士肖像；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作品里戴着人形面具在福岛一幢废弃大楼里舞动的猴子；夏娜·莫尔顿（Shana Moulton）录像装置里强迫症一般的自我保养程序，虽然没有直接回应疫情的议题，但都预见了当下时刻的来临。当然了，我远称不上一位中立的观察者——2018到2019年我曾经在UCCA工作过——但这个题为“紧急中的沉思”的展览的确让我们有机会思考一下今天这个反乌托邦世界背后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成因。
随后我走到了798艺术中心参加一个类似媒体发布会的活动，这也是画廊周“新势力”单元展览“那看见万物的、知道万物的，就是万物”的开幕式，策展人正是张涵露。她的策展文章中提到了艺术的“祭祀职能”，以及艺术在一个超级数字化的时代的建构情感和信仰的能力，但看着周围的人一个个拉下口罩喝着香槟，我却只是感觉孤独和格格不入。展览上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作品可谓宗教狂喜的反面——谭婧的《但是我一个都没有……4》，墙上悬挂着一团粉色的粘稠物，滴下的液体在地板上聚起一片水洼。这件作品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过大的脑垂体，也是艺术界诸如成功、金钱和风光等种种浮华的荒诞总结。
我错过了最想看的一场表演——葛宇路骑自行车从北京郊区出发前往北京公社的展览现场——不过倒是赶上了展览，画廊空间里布置了一圈小屏幕，这些设备依靠艺术家的骑行来供电，也是漆黑的现场里唯一的光源。每个屏幕里都在播放葛宇路的一件令人发笑且相对日常化的表演：无论是与监控摄像头对视直到引来保安把他赶走；或者是在街上立上一块假的“葛宇路”路牌，直到警察前来将其拆除。这些微小、貌似无聊的行为难免让我联想到普通中国老百姓，生活在全面监控下，努力开着关于监控的玩笑——此类控制在疫情期间也变得愈发地严厉了。
我也没能赶上正式的媒体导览，但周日的时候却有幸搭上了一辆专供“VIP”（有钱而大部分时间都一脸厌倦的藏家）使用的代步电瓶车，去了长征空间、常青画廊、魔金石画廊等——展览都相当安全和舒服。当代唐人展出的是赵赵的个展“白色”，一个由棉花构成的迷宫。媒体资料有好几页，里边提到艺术家来自新疆，有“反权威”倾向，曾经在他的出生地从事过捡棉花的“义务劳动”，此外再无更直接的线索，好像一切的无法言说也就只能迷失在了形式的迷宫里。我们的VIP团里有人停下来询问价格，大家都只好等着。跟我不同，她似乎下定了决心表现得好像一切都没有改变。
从行政和生意的角度来看，画廊周北京是成功的：它无疑带动了798的人流，这点有助于很多空间度过眼下的艰难，而且志愿者对我都客气有礼，虽然他们并不知道我是谁（这点在类似场面里相当少见）。但站在北京蓝得不正常的蓝天下，我难免想，我们的现实是否就在这些试图抓住它的艺术手中溜走了。对我来说，仍然是那些毫无野心并且极为日常的微弱之举最打动人心。杨光南在C5NM空间的展览“Nothing”标题起得恰如其分，录像播放着快速剪切的各种关门的画面。我和一个朋友站在门外——这个小空间不对外开放——静静地听着那些刺耳的咯吱作响声。
我们中的一些人可以尽情地相信当一扇门关上的时候上帝会为你再开一扇窗。对于那些能源产业的管理层，有终身教职的教授，有房产的创意阶层，有钱的画廊家来说，情况或许真的如此；但对其他人而言，门还是关着的。我想到了我自己，即将离开北京，在美国开始读博生涯。美国的学院是受到Covid-19极大冲击的产业之一：随着公共资源越来越稀薄，大学开始选择投靠诸如亚马逊等愈发集中了各种资源的大公司。这也是我必须面对的前景。“Nothing”起先令我发笑，但我越想越觉得，我正在聆听的是一曲挽歌。
文／ 张晴
译／ 郭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