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郭老师在学阿语[1]，曾给我发过一份小作文，我一看到这些字母立马就很钦佩，她嘱我也写一篇学习新语言的经验。这句嘱咐令我诚惶诚恐，毕竟我学的语言难度和阿语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在我学的这门语言里，因为宗教亲缘，阿语借词的贡献不容小瞧，且远超宗教范畴——比如badan（身体），serikat（协会），dunia（世界），hewan（动物）……
印尼语（Bahasa Indonesia, BI）是我学过的第四门语言。这门过去主要用爪夷文（Jawi）、今日用拉丁字母书写的语言脱胎于马来群岛（Nusantara）港口的商贸语马来语。在1920年代，“印尼语”和作为民族国家的“印尼”先后兴起，1945年独立之后被逐步标准化。这门曾被贵族视为“粗俗”的语言，不以交谈对象的区别指涉区分语言的雅俗，激进地拉平了谈话主体间的地位差异，让人们开始想像“平等”的社会。选择不基于任何族群或宗教的通用语作为国民语言，这种罕见的选择在印尼争取独立时给早期的民族主义者带来了旺盛的解放动能：用一门新的语言，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最佳例子之一就是著名作家普拉姆迪亚（Pramoedya Ananta Toer），其英文译者Max Lane认为他用“布鲁岛四部曲”这种磅礴的历史小说创造了“印尼”新的（文学）现实：将其从一个地理名词转为一个带有政治理想的术语。直到今天，它仍在为一个高悬于族群性的“印尼”身份提供了想像的基础。经常听到的故事是，因为部落语言彼此不通，西巴布亚山里的独立军要用印尼语交流，在公立学校、教堂和电视里学会的国语便利了他们为摆脱这个国家的独立战争。2002年已独立出去的东帝汶，官方语言改成了德顿语（Tetun），但今日首都帝力（Dili）的小孩，也渴望学习印尼语，之后去印尼上大学。
我是在来到苏拉威西做田野后，才意识到印尼语是不够的，在小饭店和市场试图偷听时，经常一个字也听不懂：他们根本就在讲其他语言！当我试图和他们说印尼语时，发现有时他们的句子竟然比我的还长！印尼语（BI）和城市、政府、学校等官僚机构的正式性（formality）相连，人们可以用它无障碍交流，但它从来不是一门家庭语言（home language），它是一门第二语言、习得语言。哪怕在跨族群的婚姻家庭中，也会使用各自的地方语言，使用印尼语是郑重、不亲密的。比如布吉斯人（Bugis）和托拉加人（Toraja）的结合会让他们的小孩至少学会两种语言，爪哇华人和家人使用爪哇俗语（Bahasa Jawa Ngoko）和零星客家话，在市场学做买卖时得到了精进，学会了典雅爪哇语（Bahasa Jawa Kromo）。唯一的例外是雅加达，虽然雅加达人来自爪哇、巴塔维（Betawi）、或巽他（Sunda），但他们会将印尼语（BI）作为母语，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优先属于“印尼”而不是族群，很多人甚至恨不得将英语作为母语。今天迁徙到雅加达的一代中产家庭夫妻，哪怕两人加起来能说五到六门语言，但他们会试图在家里只说英语，以保障孩子的“国际视野”。我听到过最悲伤的故事是，只会说英语的小孩和父亲回到家乡过开斋节，听到大量阿语，他问爸爸，这是你们的方言吗？雅加达千禧一代居然完全分不清印尼语和阿语是两种语言，这是什么样的国际化？南雅加达的方言（gaul Jaksel）混合印尼语和英语并简写，被部分年轻人认为又酷又潮又国际化，有时则被嘲笑崇洋。一旦离开雅加达，人们用各自的语言交流，这也是一种试探和考验，比如典雅爪哇语（Bahasa Jawa Kromo）不熟练的爪哇人，在遇到必须使用的场合经常感到惶恐，他们会努力保持沉默，以免出错。离开爪哇岛后，经常能遇到会流利切换三、四门语言以上的人，高频度的跨岛、跨境人口流动、迁移和商贸让他们自动卷入了多语的大浪，街道和工作是他们天然的大学。
苏拉威西岛（其形状如K，一般称为大K岛）是“东印尼”的中心，语汇中没有“西印尼”，却有一个坚硬的“东”，指爪哇、巴厘岛以东的群岛，继承自荷殖民时期民俗学者定义的“The Great East”。在印尼，“西”是不言自明的，“东”则需要被标记，种族的“白”与“黑”，“汉”与“少数民族”同理。“东”，不仅指地理方位，也是政治、经济、宗教上的他者，1998年苏哈托猝然下台后绝大部分族群和宗教的屠杀发生在东印尼。整体来看，虽然东印尼的穆斯林人数过半，但不占绝对多数，且时不时有一些基督教飞地，让长期以来适应自己是多数的穆斯林也体验一把少数的滋味。我在复活节前夕去过一次南马鲁古省会安汶（Ambon），从机场到城市，白色的十字架插满街道，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最近一次在基督教小城、Toraja文化中心Rantepao过新年，巧遇布吉斯朋友，他们因对基督教城市的圣诞节好奇，摩托环岛时特意将新年前后安排在此，见面时我惊讶地发现他们饿了一整天：因为基督教小城的食物不敢乱吃，怕不清真（halal）。
印尼第三大城市、南苏拉威西省会望加锡（Makassar）是东印尼的大门，所有的国内飞机必须经此转机才能继续深入东印尼腹地。苏拉威西岛之前的领薪工作种类稀少，要找工作，必须外出（merantau），路径很丰富，他们可以往西去加里曼丹挖煤，也可以往东去巴布亚淘金，或往北去马来西亚打工，无论何处，都有族群、宗教、亲属等联系。在这个资源富矿之国，每一波资源热浪，都有他们的身影。一个普通的苏拉威西人，不一定高中毕业，也一定是polyglot，他们平均至少会说四门语言：布吉斯语/托拉查语、望加锡语/卢武语、爪哇语、印尼国语。从20世纪初开始岛际之间的移民潮和苏哈托“新秩序”时期强制的国内移民项目（transmigrasi），将不同的族群、语言和习俗带到各个村庄。为了听懂和你肩并肩生活的朋友/邻居/同事/信徒，自然就开始说起他们的语言，这种学习的身体性多于书本。
我曾拜访过Dimas在南苏拉威西的家，他是第三代爪哇移民（orang trans Jawa），今年不到20岁。我们7月在工业区相识，彼时他已投递简历，等待面试六个月，尚无音讯。他是一个朋克青年，自己改造老Vespa，能流利切换四门语言，毕业于伊斯兰高中，会读写阿语，背诵不少经文，我一直对他很敬佩。去了他家，我才明白，他的村子在60年代接受了大量爪哇移民，又因为和托拉加地区、布吉斯地区相邻，通婚与互助的农业劳作让村子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能互相拉扯彼此的方言。这些生活在交界地带，语言能力、学习能力都过人的年轻人，因家境原因，很少有机会去读大学，他们早早来到工业区打工，加入劳动力后备军，成为总统口中吸引外资的“红利人口”（bonus demografi）。我们聊天时，如果遇到陌生词汇，很多人因为无法用英语向我清楚解释感到抱歉和自卑。在苏拉威西东部的“镍带”工业区，因中资势成主投外资，中文逐渐超过英文，成为最被需要的国际商业语言，不少来自西加里曼丹或巴淡岛的华人涌入工业区做翻译，以不同“华”的切口分享这块新的资本蛋糕。而Dimas和他的朋友们尽管能说很多门语言，却因为不会说英文或中文，没有大学文凭，被市场估值为“无技能劳工”（unskilled labour），进入工业区后拿的是最低工资。为什么他们的语言不是“技能”呢？只有中文和英文是“技能”呢？真的是因为中文和英文更加“国际化”，而他们会说的只是“本地语”吗？我恰好能说“国际”语言，因为我也是生产这套对立系统（教育）的产物，在南苏拉威西的市集，我就是一个聋子，Dimas则能听懂所有商贩的窃窃私语——但南苏拉威西的市集是“本地”吗？如果上溯百年这些商贩的家族历史，一定能读到惊人的跨国迁徙故事。需要指出的是，“国际”与“本地”这种对立话语的作用在不断正当化资本主义阶序的粗暴与残酷，正是我们该警惕和质询的。是什么让一门语言抬为“国际”，一门语言降为“本地”？语言于市场、资本的亲疏决定了它可被资本化的能力，其被渴望的程度正是资本权力运作的具现。布吉斯人走遍天下，马来好几个王国都由布吉斯人所建，布吉斯语当然是一门“国际语言”而不是“本地语言”。只是今天布吉斯人没有所谓的“布吉斯资本”，不能让全世界都说布吉斯话。
另一个很有意思的语言现象是“阿语在印尼”，阿语在最大的穆斯林国家是怎样被认识和教育的？谁在学习阿语？学的是什么样的阿语？这本身值得另写一篇，郭老师建议先写线头。由于庞大的穆斯林人口、无处不在的清真寺，以及一个世纪多以来作为基础教育一部分的乡村伊斯兰学校（pesantren），在印尼，能读、写、诵阿语的人很多，尤在“没学历、没技能”的底层穆斯林中，阿语读写诵能力反而更为普遍，这种语言倒挂现象令我着迷。我也曾跃跃欲试要去参加清真寺的诵经班：每个主麻日的下午，世俗学校放假，孩子们就去寺附近学阿语。印尼还有数量不小的女性作为外劳（TKI）在阿拉伯世界打工，不少人回来后甚至可以用阿语进行日常交流，但据我所知，只有很小一部分人能将这样的语言能力转为资本，阿语在印尼主要停留在宗教和精神领域。但印尼的阿语也是一种“文盲式阿语”，曾听也门留学生抱怨，她感到孤独，必须每天和家人视频，因为这里没人能说阿语——当时我大感意外，这里不是人人都说几句阿语吗？仿佛一瞥到“复数”的阿语，深不可测。阿语在中国则是另一番景象：它不仅是一门宗教语言，也是一门商业语言。在去阿化政策之前，西北有不少阿语学校，性质类似职高，许多学习不好或顽皮的男孩被家长送去阿语学校苦读三年，毕业后并不是去中东留学，而是去广州或义乌做翻译。我曾拜访临夏的阿语学校，老师告诉我，“你如果去义乌找我们的学生，很多都成了老板！”
学习一门语言的过程，也是认识一种价值系统，尝试理解什么是他们认为重要的事物，这种老生常谈只有在具体的例子中才有说服力。印尼语中有许多关于风（angin）的表达，感冒了是“进风”（masuk angin），所以有款国民感冒草药叫“抗风”（tolak angin），想在街上走走是“找风”（cari angin），或者“吃风”（makan angin），谣言和八卦是“风中的消息”（kabar angin）。我问过朋友，风为什么这么重要？他们一下子答不出来。但我想起在印尼的建筑中，teras（阳台）或pelatara（庭院）是重要概念，不论什么样的民居——传统的爪哇竹屋、布吉斯人的吊脚楼（rumah panggung），或者逐渐现代的砖房，一定有一个露天的会客室，这个会客室是一天的劳作结束，马格里布祷告开始之前，人们相聚、社交、讲故事的重要空间。平日里，只要家里有人，房子的前后门一定是敞开的，风可穿堂而过。民居在建造之前，会先测定好风的方向，以保障通风和阳光。这里是很少使用空调的热带，因而人们对风更加敏感，风拂过时，疲劳会被安慰。马来群岛也素称“风下之地”，变动、交会与吸纳是永恆的主题。我在印尼认识到的语言及其之外的政治与权力，有一点是始终令人感到欣慰：印尼语永远处在不断变动、吸纳和交会之中，从来没有人追求“纯正”的印尼语，因为这就和“纯正”的民族国家一样可笑。
注：感谢好友haoqian的多次讨论。
曾嘉慧是群岛的学徒。目前在东印尼研究采矿业和工业，平时也做出版和拍摄。
1. 我的埃及老师告诉我，他拿我上周的作业去教他上小学的儿子，这就难免让我觉得有点儿骄傲了。这也是我的作业第一次出现题目——《什么是第三世界？》（ما العالم الثالث؟）。第三世界不只是非洲！中国也曾经属于第三世界！那中国现在还算第三世界吗？这些“发现”让他们感到惊奇。当然如果我的作业再翻译回中文，那又会是极度粗略、不乏错误的第三世界概述，其中有老套的“超级大国”和新潮的“全球南方”，也出现了1955年的万隆（“这次会议展现了第三世界团结和反对两大霸权的决心”……）。阿拉伯语里的世界（العالم）一词和科学家（العالم）一词从外观上来看一模一样，差异在于发音，这让我浮想联翩：是否世界是与科学一同到来的概念？这种猜想也许并没有那么离谱。依照语法规则，词尾加“ي”可以把名词变为形容词，科学由此变成了世俗主义（的），世俗主义在历史上不也正是与世界密不可分的概念？而相应的，书会变成拥有书/拥有书的人，有书的人即有经的人，于是也就是信徒。宗教是我们（几乎无可避免地）时常交流、但我这一方面不敢太过造次的话题。有一次在尝试使用飞行一词造句时我“亲切地”提到了穆罕穆德在梦中“飞到”耶路撒冷的故事，不过被老师指出用错了动词：在《古兰经》里，“飞”这个动作并非一种比喻，而是真实的肉身移动。不过我的老师虽然是位早上四点起床行晨礼、晚上九点宵礼结束后就休息的好穆斯林，但他同时也是个认为纳赛尔也还算说的过去的总统的现代人（在我的电脑屏幕上出现时他永远打着板正的领带），很乐于向我“澄清”伊斯兰教对女性地位的尊重，比如家庭主妇直译的意思是“一家的女主人”——当然仍然要加上“ة”这一表阴性的词缀；反观他对埃及的古文化却没有太高的评价，认为在伊斯兰教到来前，阿拉伯文化是凶险而野蛮的。但具体的语言特征究竟与哪种传统有着更深的渊源？这已经是高深的语言学问题。相较之下，外来词显得轻快而简单。不过这一年多来让我印象深刻外来词都缺少欢快氛围，比如病毒（فايروس）、外交（دبلوماسيةي），阿语输出的词汇则更基本、更古老，比如糖（سكر）——了解阿拉伯字母基础发音的人可以看出这几个词的发音都和英文类似，而且因为阿语中没有v的发音，virus里的v转而用更接近的f音来替代。
和嘉慧“在街上”的学习过程不同，我的阿拉伯语学习是高度文本化的，缺少实际交流的（跟老师一对一的学习难以称之为交流，我们的交流很大程度上还是有赖于英文），而且我学习的所谓“标准阿拉伯语”也的确不是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在使用的语言——埃及有埃及的方言，巴勒斯坦有巴勒斯坦的方言，卡塔尔当然也有卡塔尔自己的习语和口音（虽然世界杯现场的广告没有哪条比中文的“中国第一 世界第二”更为夺目），这也就意味着我将来在阿拉伯语世界的旅行并不会像朋友们认为的那样畅行无阻。“标准阿拉伯语”仍然是和宗教紧密绑定、也和政治紧密绑定的概念，它的“正式”让它适用于在报刊、广播、电视上传播，不过也是在相同的逻辑下，有些政治人物并不愿意用这种语言来发表演讲，因为显得不够亲民。让我聊以自慰的是，何伟（Peter Hessler）在《埃及的革命考古学》（The Buried—An Archaeology of the Egyptian Revolution，2019）这本将语言学习、考古和革命编织在一起的旅居记录里表达了自己对没有选择学习标准阿拉伯语的些许遗憾（当然他从埃及方言的学习里收获颇丰）；宗教仍然是进入在这里生活的人内心结构的一条重要通路。
学习语言的意义已无需再多加赘述，我想说，学习语言也在于乐趣。我很喜欢嘉慧文中提到的“找风”（上街遛遛）这个动作，让我想起自己2019年9月在雅加达的Gudskul度过的那十天无风的日子——一半的人已经去了卡塞尔——也许的确需要“找”，才能发现秘密。
（郭娟）
文／ 曾嘉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