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处处都是外人”，初次看到今年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一种创伤应激的恐慌感，久居欧洲诸多纷争中心的柏林，尤其是在以哈战争日益恶化，全球越发撕裂的境况之下，“foreigners everywhere”这句话早已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从各右翼政党和团体对移民政策的咒骂，到本地人不断抛出的抱怨，而移居者本身也会时常以此感慨身份的不确定性。出发之前，我仍抱着一丝好奇和期待，如此具有煽动性的主题能否带来与其野心相匹配的展览内容，抑或是又一场打着异质性幌子但并不愿制造空隙的“外人”庆典。
预展第一天，我的行程从绿城花园（Giardini）开始。前往展场的水上巴士上满是世界各地的艺术观众，连站立位置都要靠抢，很多穿着上好行头但又没能坐上taxi的旅客只能忍受自己昂贵的皮鞋被多次踩踏。中途上船的一位牵着狗的本地老人似乎难以忍受这一天突如其来的拥挤，而且这些人看起来并不像谦卑的游客，他只能不断的用意大利语唾骂周围没有边界感的聒噪外国人，由此激发的英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的角力一直持续至巴士到岸。
进入绿城花园，我并没有从中央展馆（central pavilion）的主题展开始，而是决定先看完周围的国家馆。离入口最近的西班牙馆以秘鲁移民艺术家桑德拉·贾马拉·赫什基（Sandra Gamarra Heshiki）的“移民美术馆”（Migrant Art Gallery）为今年大部分国家馆的叙事定下基调——这是一场属于移民、侨民、流亡者、被殖民者、原住民、边缘者，所有漂泊不定和反复被拒绝的人的展览。但“移民美术馆”对博物馆机制的批判——包括其霸权性的宏大叙事，普遍主义的代表和再现方式——也讽刺性地为“处处都是外人”自身的问题埋下了伏笔。经过充满嘉年华气息，以欢乐的民间巨人传说和明媚的色彩干扰现实秩序的比利时馆，隔壁荷兰馆浓重的棕榈油气味和阴郁的氛围把我拉回艺术生产在面对真实世界的苦难与冲突时作用为何的质问上。“亵渎与神圣国际庆典”（The International Celebration of Blasphemy and the Sacred）是荷兰艺术家伦佐·马滕斯（Renzo Martens）与刚果种植园工人艺术联盟（CATPC）合作的成果展。自2014年起，在马滕斯的“教授”下，种植园工人们学习用黏土创作雕塑，马滕斯再将它们用种植园的主要产物可可和棕榈油浇铸，在国际艺术市场上展示和售卖，从而赚取赎回种植园土地的资金，甚至在当地建起了一座白盒子艺术空间。在看过了一圈仍是以黑人人物形象，且多表现贫困、剥削、痛苦、反抗的故事为主的雕塑之后，我不禁怀疑，他们经过多年的“艺术”努力所收回的土地与此处如此漫长多层次的苦难与剥削相比，是否真的能产生断裂性的影响：在那些意图超越再现并对现实状况产生影响力的艺术中，我们如何衡量效力？看着马滕斯和他的一众白人伙伴们在展馆门口热情接待来自西欧各地的藏家，这是对艺术商品模式的反思，还是新时代的艺术殖民——它的短时性和脆弱性是否有转化的可能？
在诸多由原住民或边缘群体艺术家主导的国家馆展览中，美国馆和丹麦馆或许是两个鲜明的对比。作为第一位代表美国参加威双的原住民艺术家，杰弗里·吉布森（Jeffrey Gibson）的展览虽然排队的人络绎不绝，但从外面就能一眼看完展览的全貌。对我来说，吉布森的美国馆标志性的彩虹色楔形图案所暗示的关于美国原住民和酷儿反抗历史的隐晦信息并没有说服力，虽然镶满珠宝的图腾和雕塑（向乔克托部落的串珠工艺致敬）符合期待，整个展馆倒更像是一间适合打卡的打印店和串珠店的合体。预展期间，美国馆外每天都会举行反对加沙种族灭绝的抗议行动，由大批记者和艺术从业者组成的抗议者人群在美国馆外向路人分发红色传单，上面印着“威尼斯没有死亡——反对种族灭绝展馆”（No Death in Venice, No to the Genocide Pavilion）。这些传单还被抛向空中，如大片红色雪（血）花飘扬在美国馆和以色列馆附近——是的，规模小很多的以色列馆就隐匿在美国馆隔壁的一条人行道旁，在声量宏大的美国馆映衬下显得格外单薄，虽然以色列馆的艺术家和策展人在开幕前几天宣布在实现停火前将保持闭馆，但与其说这是一种反抗姿态，这份沉默实则显得格外刺耳，就像这场战争中的那么多沉默和顾而言他一样。更不用说，以色列馆内的展览其实可以通过落地玻璃看个大概，里面的影像作品甚至在正常播放。
与美国馆相比，丹麦馆展出的格陵兰岛原住民卡拉利人（Kalaallit）艺术家伊努特·斯托尔奇（Inuuteq Storch）拍摄的200多幅摄影作品低调而温情。展览名为“沉没太阳的升起”（Rise of the Sunken Sun），既指向卡拉利人与太阳和光线之间亲密而复杂的关系，又是一种想要夺回叙事的反殖民姿态。斯托尔奇快照和直觉式的拍摄风格充满身体性和诗意，同时不乏幽默和情绪。一组组如家庭影集的相片编织出细腻的故事，带领观众深入岛民日常生活的细致肌理，其中很多充满颗粒感或过曝的照片让人意识到，与威双上常见的制作精良技术考究的作品相比，斯托尔奇的关注点显然更在捕捉和传递快门当下的情感和温度之上。
在当下复杂性缺失和两极化的困境下，越来越多艺术家想要在如何讲故事上开拓新域。今年的埃及馆之所以收获众多好评，成为排队最久的场馆之一，也是因为瓦尔·肖基（Wael Shawky）讲了一出有趣的故事。他为今年的威双制作了电影《Drama 1882》，以引人入胜的儿童音乐剧和木偶戏般的影像语言重新讲述1882年埃及反对帝国统治的乌拉比革命，如说书般流畅的八段叙事聚焦英国在这场革命背后的政治诡计和阴谋，以及英国在该国历史性上长期扮演的帝国主义角色。但如此多进来埃及馆歇息的观众是被影片精致的美术和服化道以及顺耳的唱词和旋律吸引而感到入迷恍惚，还是陷入了对替代性历史叙事所激发的思考，仍是一个问号。抱着类似的期待，我最后来到了展出约翰·亚康法（John Akomfrah）最新影像作品的英国馆排队，展览标题“林下对床听夜雨”（Listening All Night to the Rain）取自苏轼的《雨夜宿净行院》。在周围诸多开幕活动鼎沸的声浪中站立半个多小时且这天已看展超过6小时的我此时身心俱疲，走进展览之后瞬间被满墙如屏保般自动切换的艺术史图像吞没，甚至感到一种图像洪流带来的不适感，而楼上的每一件影像装置都包括多个大屏和立体声，和亚康法此前的作品类似，纪实素材、档案片段与沉浸式的静帧画面交替转换，然而被放在纪念碑位置上的个体的声音和情感却消失在模式化的影像语言中，安全地在近乎大片感的影片叙事为之设定的路径上顺畅的滑行。除了大量低频轰鸣的声音（来自海风、沙漠的背景音）和各种背向镜头的人物剪影，走出展馆的我似乎并没有记住什么，只觉得一种疏离感似乎将我钳得更紧了。
虽然有所预期，但这种疏离和不适感还是在我走进中央展馆后达到了最高浓度。悬挂在场地入口处的克莱尔·方丹（Claire Fontaine）的“处处都是外人”霓虹灯文字作品似乎在提醒观众做好准备，迎接一系列令人困惑和不安的遭遇。然而事实正好相反，这里并没有在面对他者或“外人”时必然出现的转译和误解所带来的障碍感，和随之而来的反思，一切都以你所习得的语言向你解释清楚，一切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不会扰乱任何西方观众对世界的体验——观众被置于全球文化的中心，而来自全球南方或各原住民部落的代表被召集起来供他们欣赏——顺滑到以至于我觉得自己在各个层面上都是这个展览的“外人”。
本届主题展分为“当代核心”（Nucleo Contemporaneo）和“历史核心”（Nucleo Storico）两部分。“当代核心”主要关注在不同程度上被边缘化或拒绝的酷儿、素人、民间、原住民艺术家；“历史核心”则聚焦“全球现代主义和全球南方现代主义”。贯穿整个主题展的，是一种看似单调的多样性，剔除了具体的个人和批判视角。或者说，除非能够花好几天时间去了解和阅读每件作品背后的个体或群体经验，对于常规双年展访客来说，这场展览中的所有作品或许只能作为一个整体来观看，即对西方概念下的现代主义和抽象主义的非西方实践大总汇。在绿城花园的中央展馆，佩德罗萨将30多位艺术家的抽象作品（大多是绘画）塞满了一个高大的展厅。虽然可以理解策展人想要通过一次性展示大量强有力的素材来弥补艺术史上的疏忽，但这并不一定对作品有利：抽象作品往往需要时间和空间才能捕捉观众的感知，而展览并不允许这种时间和空间的发生，结果就是没有什么作品能够发出足够清晰的声音。另一个沙龙式的展厅中挂满了一百多幅肖像作品，大多创作于20世纪中早期，表现的都是非白人人物或来自被殖民地区艺术家的自画像。我很想要细读每件作品后的个人故事，但就像画作的陈列方式一样，多个展签挤成一团，指向不明，文字混沌，而此刻的我也没有太多的力气再捡拾出其中的头绪。很明显，对策展人来说，这场展览在政治上的利害关系或正确性更为重要，展览那无害的世界主义措辞不论对自由派还是右翼意大利政客来说都是安全的。“外人”在被迫迁徙或流亡中的任何具体的苦痛或快乐都不是重点，哪怕是一具真实的委内瑞拉移民尸体——他在2019年越境进入哥伦比亚时遇害——在白布上留下的人形血迹（特雷莎·马戈列斯[Teresa Margolles]的作品《Tela Venezuelana》）在这里似乎都能被抹消为又一幅可以匆匆扫过的抽象布面作品。
第二天，这种无力感在军械库的主题展中只能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展区的大部分作品依然是画作或墙上作品，来自不同的素人和原住民艺术家。在佩德罗萨的主题景观中穿行非常困难，大量画面繁复的作品让人眼花缭乱，不得不在短时间内接受大量新鲜复杂的信息：前一秒还在探索一群活跃于70年代的智利女性通过刺绣讲述的村庄故事（Bordadoras de Isla Negra, 《无题》，1972），下一秒就被推入纳瓦霍族艺术家艾米·怀特霍斯（Emmi Whitehorse）对美国西南部辽阔地景的诗性描绘中。或许是大家都疲于阅读，我注意到西亚蝶画面动人且看似意象鲜明的剪纸作品收获了大量的关注和拍照。在浏览展签时，我很快发现，这次主题展中所有第一次参展的艺术家都会在最后标注“这是xx的作品首次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展出”，考虑到这次大部分艺术家都并不自认为是当代艺术家，甚至从未被西方艺术世界关注，超过八成的展签上都写了这句话。这一行为似乎验证了这种策展政治的局限性——试图在威双这个所谓的艺术世界的“中心”为各边缘和少数群体提供露面的机会，这样的方法真正能做到的只是一些象征性的承认，甚至不免让人联想，这句话是否在昭示这些艺术家：欢迎你们正式进入这个由资本和话语控制的艺术赛场。
对我来说，佩德罗萨的“处处都是外人”让人最为不安的地方在于，它将一系列独特的经历统一在“外人”的标签之下，就好像酷儿、原住民、素人和/或来自全球南方的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样的。佩德罗萨越是想要通过这场展览探讨艺术语言如何拥有一种跨族群跨历史的通用性和普遍性，就越是证明它所受到的束缚——它不断在强化策展人声称想要打乱或拆除的类别。除了效仿欧洲最典型的博物馆学布展方式，这种悖论也在每一张清楚标注艺术家出生地、居住地、国籍和年龄的展签中体现，身份和归属结构最终是有形的。展览不断提醒，这些作品是观众所不了解的文化的产物——是的，我不断感受到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想象中的观众，而很多人被排除在外——什么对谁来说是陌生的？什么才是经典，什么才是“打破西方艺术史”的？
在这样的感受下，我发现我不断想要寻找那些不是将“foreign”强调为物理和身份上的位移，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无法类分、模糊的感知结构的作品。在军械库展区，我在“不服从档案”（Disobedience Archive, 2005-）停留了很久，这是由马可·斯科蒂尼（Marco Scotini）发起的多阶段、可移动、不断发展的影像档案，集中展示了艺术实践与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约40台显示器组成的环形展厅不间断播放着从70年代至今关于后殖民与离散政治以及流动主体性的影片。虽然注定无人能够看完，这组影片将通常是静态与归类的档案展示为动态和对话性的装置，为整场主题展提供了一个转折。
在两大展区以外的国家馆中，令我印象深刻的包括位于一个深院中的保加利亚馆，展览名为“邻居”（The Neighbours），由三位艺术家和研究者克拉西米亚·布塞瓦（Krasimira Butseva）、莉利娅·托普佐娃（Lilia Topouzova）和朱利安·谢赫里安（Julian Chehirian）历时20多年共同创作。推开一扇小门，我似乎闯入了一个被历史遗落已久但仍有生活气息的三居室小屋。餐桌上的塑料桌布，糖果和咖啡杯，面包棍，打开的电视和收音机，橱柜里发黄的书籍和老照片。这是一个私密的房间，用来给无数在保加利亚社会主义时期（1945-1989）被迫入狱或受到系统迫害的政治暴力幸存者讲述他们屡次被消声的故事。关于他们的故事的档案已经被执政者销毁，世间再无证据证实他们的说辞。而在这里，他们藏了一辈子的话可以尽情吐露，无人再能加以判断。同样以个人记忆和情感依恋撞击当代社会情感规范的还有杨沛铿在香港馆的展览“双附院”，从童年记忆中的父亲的海鲜餐厅、宠物店、小时候养的鱼、风水摆设等怀旧物件出发，杨以这些当下时空中已缺失的回忆展开对情感复杂性的探索，不仅关于人与人，还有自然与人。这两个展览，究其核心，是一种想要作为一个不可替代个体融入比自身更大一部分的渴望，就像所有的“外人”，在经历了无数迁徙、隔离、误解之后，他们想要的是作为一个被爱的人在一个与他人共建的社会中生活、工作和存在，而不是一次次地被强调和归类为他者。
在行程最后一天，我来到此次官方平行展中唯一一个来自巴勒斯坦的项目，是由艾米莉·贾西尔（Emily Jacir）创立的位于伯利恒的Dar Jacir艺术与研究中心带来的展览“南西岸：土地作品、集体行动和声音”（South West Bank: Landworks, Collective Action and Sound）。在不足30平米，位于一条仅能容纳一人通行的狭窄巷子的展厅内，曾在Dar Jacir驻留的艺术家展出了为数不多但具有惊人的直接性和个人性的作品。它们无一不是对真实的生活事件和战争紧急情况的回应。比如穆罕默德·萨利赫（Mohammed Saleh）于2019年开始在一小块名为“城市农场”的土地上播种。2021年，这块土地被以色列军队烧毁。在一段录像中，萨利赫分享了他如何慢慢恢复并收回这块被夷为平地的土地过程。另一位艺术家萨里·库利（Sari Khoury）的作品是一批叫做“愤怒的葡萄”的葡萄酒，由始种于1948年，被以色列军队多次摧毁，又一次次从废墟中长出的葡萄酿造而成。在询问了关于展览的一些问题之后，工作人员给了我一本论文集，源自一群现居巴勒斯坦的学者在今年初自发进行的研讨会，探讨在去年10月以哈战争爆发后如何还能在学院内有效地展开巴勒斯坦研究。
在威尼斯不同场地之间赶路时，我时常进入无人的小巷，或是寂静宽阔的庭院，目之所及只有寥寥漫步的鸽子和风中飘荡的衣物，或许还有从某户敞开的窗户中传来的广播音乐，但拐个弯，扑面而来又是成百上千的游客团体，喧闹的贡多拉和餐厅吆喝声，一切声音、气味和温度瞬间变换。威尼斯是这样一个不断在两极状态中切换的城市，作为一个短暂停留的外人，和此地的大部分人一样，我会在不同时刻和地点感受这座城市的不同样貌，它也总以不同的态度待我。但看完这次双年展，我想策展人心中“处处都是外人”的世界或许就像是明信片上展示给游客的那一面威尼斯，一个波将金村，多样性只是空中楼阁，把毫无头绪的人们诱入海市蜃楼的喧嚣。
文／ 冯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