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底的台北迎来了它的首届艺术周和快要与我同龄的艺博会，但这座城市的节律并未受此影响。与上海或香港每年艺术周短暂而轰然的声量相比，这里似乎并没有那么多人在这几天特意为艺术奔走，除了因为艺术或早以多样的路径和面貌持续地渗入这座城市的纹理之中，并不需要这样一场特别的盛会来标榜存在。也可能因为，虽然有艺术周这一串联全城的策划，但多数画廊和机构并未因此调整展览周期，仍在以各自的步调运作。而综观这段时期台北的展览和艺术活动，虽然此地一直引以为豪的多元性激活并丰富着策展叙述，不至于流于虚妄，但贯穿其中的两大线索——未来想象与本地耕织——似乎让这座城市在拥有独特艺术景观的同时，也面临着这个时代共有的症结。
作为亚洲资历最老的艺博会之一，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ART TAIPEI）已经迈入三字头。和所有步入中年的状态类似，每年由台湾画廊协会主办的这场博览会今年强调了年轻化、品牌重塑和永续经营。放到展场来看，这几个词意味着ART
“处处都是外人”，初次看到今年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一种创伤应激的恐慌感，久居欧洲诸多纷争中心的柏林，尤其是在以哈战争日益恶化，全球越发撕裂的境况之下，“foreigners everywhere”这句话早已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从各右翼政党和团体对移民政策的咒骂，到本地人不断抛出的抱怨，而移居者本身也会时常以此感慨身份的不确定性。出发之前，我仍抱着一丝好奇和期待，如此具有煽动性的主题能否带来与其野心相匹配的展览内容，抑或是又一场打着异质性幌子但并不愿制造空隙的“外人”庆典。
预展第一天，我的行程从绿城花园（Giardini）开始。前往展场的水上巴士上满是世界各地的艺术观众，连站立位置都要靠抢，很多穿着上好行头但又没能坐上taxi的旅客只能忍受自己昂贵的皮鞋被多次踩踏。中途上船的一位牵着狗的本地老人似乎难以忍受这一天突如其来的拥挤，而且这些人看起来并不像谦卑的游客，他只能不断的用意大利语唾骂周围没有边界感的聒噪外国人，由此激发的英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的角力一直持续至巴士到岸。
进入绿城花园，我并没有从中央展馆（central pavilion）的主题展开始，而是决定先看完周围的国家馆。离入口最近的西班牙馆以秘鲁移民艺术家桑德拉·贾马拉·赫什基（Sandra Gamarra Heshiki）的“移民美术馆”（Migrant Art
来武汉之前，我一直在回想自己对这个城市的印象。用印象这个词似乎不太准确，因为我之前并没有来过这里，但疫情三年，围绕这个城市产生过很多强烈的情绪反应，读过无数关于这个城市的个人和集体的书写，它好像已经成为心理或身体记忆的一部分。在飞往武汉的飞机上，我还在有意无意地好奇，当实际到达此地的身体感官体验与长久以来堆积发酵的想象碰撞时，会不会反而有一种复杂的错位感。在坐上出租车开往酒店的路上，看着窗外一路过去的城景，我却感到这个地方再熟悉不过，但又肯定这不是我认识的任何地方。当路过长江大桥和两边种植着法国梧桐的街道时，我以为置身南京，驶进租界区之后，又仿佛看到了上海和天津，渡轮码头和重庆两相呼应，东湖和西湖也难分东西。这里似乎把我对很多不同地方的记忆拼凑起来，但每个看似熟悉的角度引向的都是新鲜和未知。同行的一位来自上海现居北京的朋友也说，走在武汉的路上内心竟然泛起非常强烈的乡愁。
此次来到武汉的主要目的是剩余空间在华发外滩荟的新馆开幕展，李怒的“看一只黑鸟的十四种方式”。从
德国今年的六月热浪来势汹汹，连续多日气温在30度以上，虽然欧洲各大展览接踵开幕，出行也需要一定的勇气。在卡塞尔度过的三天，平均每天的步数都在两万步以上，但就算这样也并没能看到展览的全貌。除了来不及走完遍布全城的30多个场馆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这是一场几乎无关作为“物”的艺术作品的展览，取而代之的是对持续性和现场创作的关注，到处都是开放的可能性以及对观众的邀请：有菜园和共享厨房（Britto Arts Trust），有在巴洛克城堡旁的草坪上搭建的桑拿和露天影院（Cinema Caravan和栗林隆，后巡回至不同场地），有在主展览场地内的滑板场（Baan Noorg Collaborative Arts and Culture）和印刷店（lumbung Press），有棋牌桌游，有BDSM派对（Party Office）等各类仿若游戏体验的活动。如果想好好玩的话，在任何一个场地就可以消磨一整天的时间。对于经历了漫长疫情的观众来说，文献展的社交氛围为累积多年的隔离疲劳提供了缓解，ruangrupa的这场展览显然和大众熟悉的多数双年展不同，这不是一个可以打卡勾完作品清单的展览，而更多的是方法的分享，档案的聚集和对各种实验的拥抱。虽然看似反艺术市场而行之，但对于很多来去匆匆的艺术观众来说，面对这些需要时间和沟通成本才能管中窥豹的“作品”，似乎只能一边看着别人玩一边迟疑是否这也是当下风行的体验经济的一种形式。
在“耳屎”（Earwax）展览期间，时代艺术中心（柏林）几乎完全被黄炳扭曲扁平的面孔覆盖，面向街道的外墙上，戴着墨镜、光头的他对着路人龇牙咧笑，院子里的内墙则贴满了他的侧脸和后脑勺。这张脸还时不时出现在柏林的地铁站和街道上，如鬼魅般捕捉着路人的注意力。你也许会觉得这个半身像造型有些眼熟，尤其配上深红色的中山领衬衫，以及略朝向右侧的身体。黄炳的灵感来源正是上海一个钉子户在房子外面贴满国家领导人的肖像海报，以图制止强力清拆的行动。这些高色彩对比度的黑色幽默海报对艺术中心所在的仕绅化最严重的米特区（Mitte）而言尤为贴切。同时，它们“牛皮癣”小广告式的浓烈本土色彩，也为柏林这座总是试图拥抱“多样性”但屡屡出糗（如近期开幕的洪堡论坛）的城市中加入一滴道地的调味。
展厅两层的地下空间对于“耳屎”来说几乎是量身打造的。如果说海报将这间艺术机构包裹成了黄炳的头部，观众走进展厅往下探索时则仿佛在通过耳道越来越深入艺术家的脑内。走在第一段向下的楼梯上，观众面对的是一个悬挂在空中的巨型金属耳朵，有着珊瑚般的彩色纹样。巨大的耳垂让人想到佛祖的智慧，但上面有一个几乎和耳垂一样大小的耳洞。在无自然光源的空旷混凝土展厅内，被射灯照亮的耳朵如吊钟般高大庄严。此时，如果幸运的话，你将听到清脆的“钟声”：每隔一段时间，一颗白色乒乓球会从墙上的自动投射机中飞出，对准耳朵，其中少数穿过了耳洞落在地上，大部分撞击在耳朵的金属外壳上，发出轻巧但有力的响声。和巨大的耳朵相比，乒乓球如飞落的耳屎颗粒。像作品名称所暗示的，每天无数试图从耳廓进入耳内的外在声音是纯粹的“blah-blah-blah”，或用黄炳的话，“成功穿过耳膜的都是废话，耳屎才是智慧。”朝向外界的耳朵是社会文化话语的承载物，朝向体内的它则是一个可渗透的、敏感的、性感的器官，同时也是通往大脑的直接通道。在这个空间中，令人颤栗的宗教气息之外，还有日常政治抗争的肉身隐喻——我们通过最私密的身体通道与艺术家的时空联结。
9月3日是尤利娅·施托舍克收藏（Julia Stoscheck Collection）的杰里米·肖（Jeremy Shaw）个展的开幕，这也算是今年柏林艺术周和双年展正式开始前的预热。因为疫情防控措施，开幕当天JSC门口不可避免地排起了几十米的长队。今年的艺术周不能像往年一样随意，想要进入各个画廊和机构必须先出示时段预约证明，填写供防疫追踪用的个人信息表，戴好口罩，消毒双手，备好自己的耳机或是拿上一次性耳机罩。作为今年欧洲少数能够成功举办的实体艺术盛会，这也是自由散漫惯了的柏林观众在规则上必须做出的一点妥协。
杰里米·肖的泛虚构影像作品“量化三部曲”（Quantification Trilogy）触及的主题似乎为今年艺术周的氛围提供了一个浓缩而富有启发性的铺垫：对身体近乎仪式性的关注、“返祖”的媒介与信仰、边缘社群以及群体关怀。三部曲之一的《阈限》（Liminals，2017）以伪“真实电影”（cinema verité）形式记录了一个边缘社群的日常练习：他们试图通过从瑜伽体式到重金属式摇摆甩头等“宣泄”动作来划破现实屏障，进入实体与虚拟之间的精神空间，从而拯救未来已丧失信仰的人类。这部影片精确地点出了贯穿今年艺术周各类活动的一个关键问题：如何处理自己和群体的身体，如何摆放“不合时宜”的自己。毕竟，经历了前半年的物理隔离和封锁，几乎所有人都对因长久无法出门而日渐疼痛或麻木的身体和精神产生了全新认知。从这种状态来看，此次艺术周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社会挑战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尝试提供疗愈。
事实与经过
沃伦·B·坎德斯（Warren B. Kanders）成为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董事会副主席，靠的可不单是他卓越的艺术品味。在他七亿美元的资产中，有一部分以免税捐赠的方式支持着惠特尼博物馆的展览。那么，这份慷慨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成功事业呢？得益于社会行动者、学生和记者多年来为揭露日常暴力而不懈进行的共同努力，我们在此或能细数坎德斯的公司Safariland向警察和保安部队（如以色列国防军和纽约市警察局）贩卖警棍、手铐、手枪皮套和防弹衣的生意如何做得风生水起。但我们不妨先从催泪弹说起。
催泪弹是一种化学武器：这种呈雾状的有毒颗粒，能够让粘膜红肿发炎，接触到人体就会激发痛感。皮肤刺痛，喉咙肿胀，眼睛流泪，呼吸困难。这种“不那么致命”的产品不仅能要人命，而且已导致多起死亡，比如去年在加沙，一名八个月大的婴儿Layla al Ghandour在吸入催泪瓦斯之后丧命；今年二月在苏丹喀土穆（Khartoum），62岁高龄的Osman Abubakir因催泪瓦斯窒息身亡；2013年在开罗，警车后车厢装载的37人死于催泪瓦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试用，催泪弹于1925年被禁止用于军事用途。同年，现属Safariland的“联邦实验室”公司（Feder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