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一位藏家张开双手，手中放着一把红宝石色的药丸。“我已经不再是一个艺术收藏家了，我现在是一个瘾君子”，他开玩笑说，然后一口吞下所有的药丸。现在是第54届巴塞尔艺术展开幕后的周二晚上，我们正坐在中世纪的赤足广场（Barfüsserplatz）旁的一栋阿尔卑斯风格小屋的二楼。“等你老了，你就需要这些东西了，仅仅是为了吃饭”，他抱怨道。他开始向我讲述他人生购买的第一批艺术品：那是在拍卖会上买下的曼·雷和胡安·米罗的版画。
“是什么时候的事？”我问。
“大约1970年”。
这个行业正在老龄化。随着20世纪3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出生的一代画廊主和收藏家的退休、退出或离世，这个长期由个人主导的行业的未来出现了问题。许多艺术品经销商（其中一部分是通过继承上一代的遗产起家的）已经制定了接班人计划。还有一些人没有任何想法，因为数十年来通过电话、早餐会、参观工作室、深夜小酌以及像这样的博览会所建立起来纽带是无法取代的。“人际关系就是这整个行业的基础，”Trautwein Herleth画廊的Bärbel Trautwein在她离开巴塞尔之前对我说。“而且人际关系很难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代际更替正在发生。有时候，当画廊主去世或决定停止经营时，整个画廊也就彻底关闭了。”
2016年，柏林Barbara Weiss画廊备受尊敬的创始人离世后，Trautweinh和Daniel Herleth接手了这间画廊，这一成功的交接在画廊界实属罕见。今年是画廊更名为Trautwein Herleth之后在巴塞尔的首秀，带来了Sung Tieu的观念性雕塑以及画廊主力艺术家Monika Baer和Raoul De Keyserd的画作。Trautwein告诉我，“当我们与帮助我们实现所有权转让等法律问题的Kasper König（Weiss的伴侣，传奇策展人）谈及更名问题时，他的回答是，‘你们怎么花了这么久？’”
我刚从巴塞尔回来，就得知业内最受尊敬的画廊主之一芭芭拉·格莱斯顿（Barbara Gladstone）在巴黎出差期间去世，享年89岁。她留下了一笔（在我们这个时代）难以媲美的遗产：总是将艺术家放在首位。她在去世前已经安排好了包括Max Falkenstein和Gavin Brown在内的继承计划。去年，当Charlotte Burns在播客中问及格莱斯顿画廊的未来时，芭芭拉提到了在她离开后将接管运营的团队：“我认为这些人现在合作得很好。我已经不再参加艺博会了。没有我，他们也做得非常完美。”
但在这个行业中，最重要的是血浓于水。周二，我漫步经过卓纳画廊（David Zwirner）几乎全是绘画的展位，想起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在2022年离开老东家玛丽安·古德曼画廊（Marian Goodman）时，曾提到他与大卫·卓纳的父亲鲁道夫·卓纳（Rudolf Zwirner）之间的深厚交情。里希特当时在一份声明中解释道：“大卫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因为我在60年代已经和他的父亲鲁道夫密切合作了。我觉得这代表了一种跨越世代的美好延续。”
家族传承在其他方面也有所表现。“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博览会上展出我父亲的作品，”艺术家兼Konrad Fischer画廊主Berta Fischer在位于Messehalle一楼的展位上告诉我。我们站在一件2024年的Rachel Harrison雕塑、一些Carl Andre2009年的地砖作品，以及Berta Fischer的父亲、艺术家Konrad Lueg（也就是画廊主Konrad Fischer）1966年创作的一件用色大胆的图案画旁边。“很新鲜吧？”Berta问道。
Lueg的这幅画是Konrad在1967年更换身份（以及名字）并在杜塞尔多夫开设划时代的展览空间（首展展出了Carl Andre的地面作品）之前创作的。“你知道的，我的父亲与格哈德·里希特和西格玛·波尔克（Sigmar Polke）组成了一个艺术家团体，”Fischer接着说，“这件作品是我和代理艺术家遗产的Greene Naftali画廊合作展出的，是一系列模仿壁纸的图案画作品之一。非常罕见。”（Fischer和Naftali正计划在未来几年内举办一场Lueg的展览。）我向她询问了他们是如何在2015年达成由Fischer接管画廊业务的决定的，她回答说：“我们从来没想过停止画廊的运营。这始终是家族的事儿。”
常见的模式是：画廊老板的苹果不会从树上掉落的太远。2021年在柏林创办了Heidi画廊的Pauline Seguin周二在艺博会上四处走动，她是Patrick Seguin的女儿，后者是一位专注于中世纪设计和装饰艺术的巴黎经销商。在纽约经营着一个创新项目的Tina Kim主要代理美籍亚裔和亚洲离散艺术家的作品，她最初在首尔的Kukje画廊工作，这是她的母亲Hyun-Sook Lee创办的。（今年是Kim首次参加巴塞尔“艺廊荟萃”单元）。德国著名画廊Sprüth Magers的创始人Philomene Magers二十多岁就接管了母亲在波恩的画廊，并且于1991年在科隆开设了自己的画廊。还有Gió Marconi，他的父亲Giorgio Marconi今年五月去世，Gió的事业起步于父亲1965年于米兰创立的Studio Marconi画廊，1990年，他开设了自己的同名画廊。
“我和父亲之间总是有些竞争，但最终结果都是好的。他很开明，乐于让我尝试，也允许我犯错。” Marconi告诉我。在他的展位上，除了André Butzer和Patrizio di Massimo的最新画作外，还以沙龙形式展示了Sonia Delaunay在20年代创作的水粉画和纸上作品。“这些都是我父亲的收藏，他在80年代买下了它们，并在画廊展出。” Marconi还补充说，“我父亲的父亲是一位装裱师，曾为乔治·莫兰迪等画家裱画，Delauney这批作品的画框是我父亲设计的，他继承了我们家族的装裱传统。”
周二上午，我从酒店乘坐电车前往这场世界艺术旗舰博览会——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一年的最重要的一天——当我过桥进入Kleinbasel时，我注意到莱茵河的水流比以往见到的都要快（已经禁止游泳了）。当我轻松地走过会场二楼时，我感觉这次比我记忆中的巴塞尔都要人少。在一小时内，我两次听到传言，说美国和亚洲的国际大藏家都没来。一种说法是，“他们都等着10月份大皇宫的博览会再来，而不是这次安静的巴塞尔，”一位策展人告诉我。今年，各种网络攻击和拍卖行裁员标志着艺术经济的不稳定，最细微的风吹草动都会让人焦虑不安。如果周二早上国际大藏家们都没出现，那么就真的非同寻常了。当我询问巴塞尔巴黎展会的博览会和展览平台总监Vincenzo de Bellis，国际藏家是否真的对巴黎展会持观望态度后，他回答说，“我们也听说了。有些人告诉我们，他们期待见到的人这次没来。”但他强调，其实数据并不完全证实这一点。“这更多是一种感觉，今年持美国VIP卡的人数比去年多，我们在这儿见到了很多美国董事会成员和专业人士。但我不否认，人们对大皇宫的重新开放和全新品牌的巴塞尔巴黎展会有更多期待。但巴塞尔才是最棒的全球博览会。”（一位现居墨西哥城的画廊主说得更直接：“法国没有免费的港口。”）无论如何，卓纳画廊当天就以200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了琼·米切尔（Joan Mitchell）的《向日葵》（Sunflowers, 1990-91），Iwan Wirth也夸耀自己抵挡住了艺术媒体的“末日迷恋”：对市场崩溃的预言。尽管如此，所有这一切还是关乎艺术老钱的深厚财力。我不禁要问，新一代藏家在哪里？
问题在于，琼·米切尔、格哈德·里希特和阿希尔·高尔基（Arshile Gorky）只代表了一种（传统的）细分市场。成功并不是在整个领域中均匀分配的。正如一位瑞士藏家周五对我说的：“现在世界上每个行业都在发生同样的情况，1500万美元的房子比200万的更容易售出，最贵的Range Rover已经售罄，超奢侈手表也要排队购买，但低于这个价位的经济形势就很脆弱。”只要和参加Liste展会的小型画廊，或者巴塞尔二楼的很多画廊，或参加Basel Social Club的年轻画廊聊聊就明白了。“情况如何？”我问一位在德国和纽约都有空间的画廊主，他只是耸了耸肩。另一位纽约的画廊主则更坦率：“很糟糕。”前巴塞尔艺术展总监Marc Spiegler最近跟我说：“如果有人说他们现在很成功，那一定是在撒谎。”
“五年后的巴塞尔艺术展平面图将大为不同，” 来自杜塞尔多夫的画廊主Max Mayer说。他的父亲Hans Mayer自1970年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创办以来，在每届巴塞尔艺术展上都设有展位，直到2023年去世。如今，画廊由Hans的遗孀Stephanie Mayer和女儿Marie Brenninkmeyer共同经营。2011年，Max启动了他自己的项目，更偏向知识性，他和父亲的画廊在2020年搬入了杜塞尔多夫Schmela Haus的相邻楼层。“我很早就意识到，当父亲的接班人也就意味着要承担他所承担的相同风险，应对他以前面临过的同样挑战。”这是Max Mayer画廊第三年参加巴塞尔主展区，展出了Flora Klein和Jef Geys的作品。
而Hans Mayer画廊已经不再参加展会了。另一间曾经备受尊敬的画廊是来自西班牙塞维利亚的Juana de Aizpuru，成立于1970年，最后一次参加巴塞尔是2022年，如今画廊已经关闭，背后的原因似乎与没有明确的继承计划有关。拥有80年历史的Marlborough画廊曾代理过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和和保拉·雷戈（Paula Rego）等艺术家的作品，本月也将正式关闭——此前画廊所有者家族与董事会之间已经长期意见不合。现在似乎难以想象高古轩这样的画廊在数年之后也将卷入接班人之争，但话说回来，被认为很有可能纳入高古轩继承计划的首席运营官Andrew Fabricant和他的妻子、负责画廊咨询业务的Laura Paulson最近突然一起离开画廊，这又意味着什么？
越来越多的问题将靠年轻一代来解决。在很多展位上都能看到一种历史倾向——一些人可能会说，这是因为战后绘画是相对可靠的投资，年轻画廊也更多地与遗产合作。东京的Take Ninagawa就展出了优秀的具体派（Gutai）作品，比如嶋本昭三的画作，来自上世纪中期。Nathalie Obadia画廊（在巴黎和布鲁塞尔设有空间）展出了巴黎画派表现主义画家Roger-Edgar Gillet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创作的混乱、泥泞的油画作品。
旧金山的画廊主Wendi Norris告诉我，“在Leonora Carrington生命的最后七年里，我拜访过她”，她边说边向我展示这次博览会上备受瞩目的Carrington作品系列。“这件，”她指着《双人肖像》（Double Portrait，1937-40）说，“很可能是Max Ernst在1943年与Peggy Guggenheim逃离战火前往纽约时，与他的一些画作卷在一起带走的。”几步之遥，2018年在巴塞尔创立Galerie Mueller（主要经营20世纪艺术）的Dominik Müller正在启动一台Jean Tinguely的机器，展位旁站满了面带微笑的观众。“这台机器是Tinguely和Niki de Saint Phalle的狗的真实骨架”，他解释道。
周二晚上，我和维也纳画廊主Rosemarie Schwarzwälder坐在一起，她向我展示了Katharina Grosse画作的照片，悬挂在她上周末刚在苏黎世开设的展厅内。“这是一场长期的游戏，”她说，“就算艺术家不赚钱，也要长期支持他们。”我刚和她的儿子Raphael Oberhuber聊过，他和哥哥Nikolaus一同创办了柏林备受好评的KOW画廊。“巴塞尔挺好的，”Oberhuber说。“我和母亲合租了一套公寓。我们每天早上醒来一起吃早餐。对了，我打算搬到维也纳，和她一起工作。”我惊讶地挑起了眉毛。就在这时，随着晚宴逐渐热闹起来，一位客人打翻了酒杯。泼洒出来的红酒在地板上划出了一道厚重的深红色线条。“瞧，这儿真的有血缘关系（bloodline）。”有人说。
文／ 巴勃罗·拉里奥斯
译／ 卞小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