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从充满住房问题的洛杉矶出发，想到一切都源于其迷人但低效的城市扩张，就很难将城市密度及其所产生的各种并置视为一个良好运行的21世纪城市的标志。抵达韩国参加2024年首尔弗里兹和第十五届光州双年展的开幕，意味着由于这种密度而堆叠和搭配的展览、活动和时刻比比皆是，某些充满着奇异的活力，而另一些则略显刺眼。
天气炎热潮湿——这层不可避免的暑气裹毯让我觉得跳进Kakao T出租车是唯一可以逃避酷热的方式。即使是博物馆和画廊的内部也让人感到粘稠、潮湿和炎热，空调似乎总是 不够给力，我四处寻找通风口，这也决定了我选择哪些艺术作品近距离欣赏。此外，这座城市似乎一直在堵车；在交通中停滞的时间很长，尤其是在靠近艺术活动时，交通似乎完全停止了。
在爱茉莉太平洋（Amorepacific）总部，高古轩pop-up带来的德里克·亚当斯（Derrick Adams）个展与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Elmgreen & Dragset）的大型展览尴尬地撞车了。尽管这两个展览都有微妙的酷儿暗示，但没有比它们更不适合放在一起的了。亚当斯的画作充满心形涂鸦，是向黑人假发店的可爱致敬，在一家化妆品公司的总部展出似乎再恰当不过。穿过中庭，沿着楼梯往下走，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在地下展厅的极繁主义装置（即：博物馆）是一场华丽的展览——亚当斯评论这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地下室”。展览包括四个巨大的装置，其中有一个完整的理查德·纽特拉（Richard Neutra）风格的现代住宅，一个排光了水的游泳池，以及一个餐厅和厨房的复制品。然而，就像一个喜剧演员每分钟讲的笑话太多，这展览的感觉更显得犬儒而非聪明，其中我最喜欢的笑话是一个没有壳的蜗牛爬过一本名为《当代移动住宅》的书，但它却被各种巨大的视觉冲击淹没了。
实际上，在韩国的这一周可以感受到，2000年代的精神依然活跃。大型装置的规模和雄心，资助它们的蓝筹画廊，以及统治这一时代的名人策展人都亮丽登场：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的大型装置、卡尔斯滕·霍勒（Carsten Höller）与Capsule的合作、徐道获（Do Ho Suh）在善载艺术中心（Art Sonje Center）的展览、加布里埃尔·奥罗斯科（Gabriel Orozco）在白立方的展览、尼古拉·布希欧在光州的展览，以及里克力·提拉瓦尼（与Hyo Gyoung Jeon和Jiwon Yu一起）在三星美术馆策展的2024艺术光谱展（Art Spectrum）。说到这个，作为这种极繁主义展览风格的开创者，安妮卡·伊（Anicka Yi）也在三星美术馆举办了一个回顾展，汇集了她过去十年实践中的精彩作品，包括叹为观止的机器飞行微生物、充气装置，以及散落在一个极度昏暗且空旷的展厅中的培养皿。我碰到MoMA的策展人斯图尔特·科默（Stuart Comer）和Dia的策展人乔丹·卡特（Jordan Carter）在展览的前厅聊天，因为那是展览中唯一有足够光线可以互相看到彼此的地方。在相邻的展厅中，由提拉瓦尼策展的展览“梦之屏幕”（Dream Screen）把我带回了洛杉矶，回到了在派拉蒙电影制片厂后院举办弗里兹洛杉矶的时日（RIP）。这场大型群展的展览空间可以说是温彻斯特神秘屋（Winchester Mystery House）的全尺寸重建。每位艺术家都有自己卧室大小的房间，里面人头攒动，让这场开幕更像是一场兄弟会派对——不过总体而言，这确实是个值得来的地方。
下山后，李禹焕（Lee Ufan）与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在佩斯画廊时尚的首尔空间内相遇。我对这个搭配的想法是，“为什么不呢”？这一看似恰当但不算惊喜的组合是李禹焕要求的。在开幕时，李禹焕和他的作品在顶层，LACMA的馆长迈克尔·戈文（Michael Govan）也在场，两人的后面是一幅令人惊叹的多联画，证明了这位艺术家仍在不懈创新。在楼下，精美的罗斯科作品似乎只是装饰，因为拥挤的空间几乎没有欣赏他的色域绘画（Color Field）的余地。题为“往来书信”（Correspondence）的展览让我质疑，两个艺术家在同一栋建筑中展出，但不在同一空间，甚至不在同一楼层，是否可以算作真正的双人展览。
首尔美术馆的金仁顺展览（Kim In Soon）为这些过度设计的展览提供了一剂解毒药，这位韩国知名画家在这里做了一个小而美的展览。金的多面性作品似乎自由借鉴了大量女性主义典范人物的元素——费思·怀尔丁（Faith Wilding）的色彩、弗里达·卡罗的超现实主义，以及朱迪·巴卡（Judy Baca）的社会现实主义——并将所有这些都重新应用于韩国独特的文化环境之中。
那天晚上，我们被送到首尔新罗酒店（Shilla Seoul Hotel），去参加2025年布哈拉双年展（Bukhara Biennial）的启动晚宴。在一个被韩国传统建筑的青色屋檐环绕的室外庭院里，我们坐在一张圆桌旁，上面装饰着数千朵花，插在一个巨大的填满扁豆的圆形花盆中。双年展策展人戴安娜·坎贝尔（Diana Campbell）向我们介绍了雄心勃勃的计划，展览将着重于食物及及其探索文化历史的能力。九道菜的晚餐主要由不同形式的动物蛋白、乳制品和面包组成，每道菜之间都插入一段乌兹别克人围着桌子进行旋转的杂技般的音乐表演。晚餐所处的环境和这些表演所展示的文化之间的对比如此强烈，乍一看像是全球化艺术世界的机会主义产物。但这种联系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随机：韩国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有着悠久的冷战合作历史，乌兹别克人移居韩国的比例也很高。然而，有人告诉我，他们在这里的移民劳工阶层中占了很大一部分，且经常成为劳动剥削和种族主义的受害者。尽管这个晚宴让我感到困惑，也让我对这类活动的资金来源感到怀疑，但它确实激励我返回酒店后查找了洛杉矶与布哈拉之间的航班信息。
第二天早上，在举办首尔弗里兹的COEX里并没有疯狂的冲刺，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顺利进行，没有太多戏剧性。作为一个相对较小的博览会，展场缺乏充足的座位和其他提供舒适服务的设施，让人感觉是一场在艺术界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为保守的市场举办的卧室艺术展。收藏家们和画廊主悄悄交谈，韩国记者们则在展会中游荡，寻找传闻中会闪现的韩剧明星。聚焦亚洲（Focus Asia）单元是一个亮点，其中较为突出的是G画廊带来的Sueyon Hwang优雅的沙雕作品，以及东京的Parcel展出的陆扬时髦的影像作品。
晚上在Gaga Bar举办的Kiaf派对气氛沉闷，话题转向了Goop的八卦、君主制对英国乡村的积极影响，以及其他一些没有指名道姓的八卦故事。最后，我们在Kukje的Michael Joo和Kyungah Ham的展览开幕上结束了当晚的行程，感觉这是韩国年轻艺术界唯一出没的地方。每个人似乎都拿着一碟意大利面、辣炒年糕和炸鸡，而外面则提供啤酒和热狗。香奈儿乐福鞋和Loro Piana长裤让位给了受K-pop影响的宽裤和毛茸茸的兔耳帽，这让我对韩国艺术的未来赞助人感到稍微乐观一些。
第二天，我前往南方（即：更热、更潮湿），参观第十五届光州双年展。尽管只需两小时的火车车程，但光州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穿越回到过去——这座看似平凡的城市却是政治行动的中心，它是1980年起义的发源地，也是我想象中几十年前首尔的样子。
尼古拉·布希欧的双年展以“盘索里”（一种韩国叙事民歌）为隐喻，但感觉更像是一首挽歌。展览中不乏玛格丽特·于莫（Marguerite Humeau）、亚历克斯·切尔维尼（Alex Cerveny）、内塔·劳费尔（Netta Laufer）和诺埃尔·W·安德森（Noel W. Anderson）等艺术家的精彩作品，但整体感觉更像是在穿行于人类世的废墟中。缺乏欢乐，也没有幽默感，让人感到被困在一个危险而阴郁的现在，对过去一无所知，对未来也毫无灵感。我原以为我们正在进入面对文化崩溃时的乐观抗争阶段？我在三楼碰到了CCA Wattis的馆长兼首席策展人黛西·南（Daisy Nam），毫无征兆地，我们分享了参观展览时被抑郁情绪笼罩的感受。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次展览对观众的要求极低，不需要深入了解历史，不需要理解那些被模糊的光环或历史背景所笼罩的材料、没有观念上的跳跃，也不需要有民族志研究般的旅行经验来解读作品。实际上，尽管基调低沉，但能免于此类展览常见的说教性内容的攻击，反而让人感到耳目一新。这场展览完全没有这种说教氛围，导言文字也令人欣慰地含糊。
由于没有派对可参加（有些人说双年展基金会把预算花在了记者的差旅费上，因此取消了开幕聚会），而雨水又让气氛黯淡，似乎每个人都赶着回到首尔的华丽与魅力中去。但我第二天还是坐上了大巴，参观双年展的国家馆。我在光州四处漫步，时不时观看那些通过手提行李和移动硬盘带来韩国的艺术作品，在小巷深处的仓库、咖啡店和普通的办公楼里展出。这让我感觉耳目一新，我开始想象一个蓝领、缩小版的威尼斯双年展会是什么样子。
我的最后一站是亚洲文化中心（Asia Culture Center），观看另一件庞大的装置，由韩国当红影像艺术家金雅瑛（Ayoung Kim）创作。这部AI生成影片投影在三个体育场大小的屏幕上，周围是高耸的雕塑日晷，宛如一件禁果。这部体量巨大的作品的迷幻转场和赛博朋克美学让我对用显卡制作的艺术作品的狂热增长和广泛接受感到恐惧，但影片却令人难以抗拒，它华丽，令人着迷，难以移开目光。事实上，我们在韩国看到的几乎每个展览和艺术作品的描述都声称是对我们这个沉迷数字文化的时代的复杂性的反思——这种说法对我而言，就像在争论氧气对呼吸的影响一样富有创造性。然而，考虑到当代艺术在这里渗透文化的独特方式，也许这确是理解当下艺术创作最踏实的方式。无论如何，这一周的各种搭配让我非常期待更多看似奇怪的并置——比如一场在布哈拉的清真寺和尖塔之间的正宗韩式晚宴。
译／ 张思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