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中国当代艺术界都不陌生的三个时空：三月的香港，五月的北京，十一月的上海……正是这些节点性的艺术周存在，似乎也在拉平艺术界各方的生产速度。说不上来今年的北京艺术周到底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的，整个五月里几乎每周都有新展览开幕，像是一场漫长的庆祝。也许，庆祝就是在巨大的欢愉中，将那些平庸的日子连续成为一个隆重的节点，它硬生生地让个体建立起社群感。
庆祝的标配——颁奖——切实地集中在五月倒数第二个周末前：北京当代艺博会最佳展位奖颁给了马刺画廊的张培力个展；画廊周北京最佳展览奖颁给了魔金石空间的“郭城：虫”，探索无界奖同时颁给了马刺画廊的“阮纯诗：47天（无声）”与空白空间的“李姝睿：碧虚”。
评选结果尚未公布前，李姝睿说“感觉绘画是没有获奖可能的”，从艺术家上台领奖时错愕的表情来看，大概可以反映出画家自己也深知绘画的处境，同时也是艺术界普遍对绘画媒介“又爱又恨”的矛盾心理。另外两个获奖展览在跨媒介语境里似乎更加符合某种学术“预期”：阮纯诗用双屏影像结合悬挂于天花板上的镜面装置，将展厅调度成一个光影婆娑的空间，观众可以完全沉浸在艺术家所塑造的一段有关于语言、权力与殖民地理错位的叙事中；郭城的展览“虫”像是一次为昆虫的辩护，艺术家从一个早期计算机历史中著名的“bug”——一只误入计算机内部的飞蛾——开始展览讲述，展厅里呈现了多种以现代工业材料进行仿生拼贴的装置作品，而让我最感兴趣的是一件名为“Y29B Bug”的装置：一个定时刷屏器匀速触碰滑动手机上的日历软件，时间几乎以一种“笨拙”而机械的方式倒流，仿佛那一刻冰冷的技术不再冰冷，它也想要解构钟表看看时间究竟是什么？
除此以外，HdM画廊展出了赵银鸥的新作，画面内容的灵感来自艺术家家庭相册中长辈年轻时的照片——也是艺术家几乎不曾参与的时光。相比以往，新作品收起了锋利的视觉质感，画面中曾经如针刺状的刻刀痕迹化为被烈火焚烧般的粗粝痕迹，艺术家似乎在通过这样的方式重新编辑个体的记忆。钟云舒在三米画廊的新个展中，依旧保持此前的创作方法论，通过串联、安排和组合，以即兴的方式激活不同材料之间的关系，不同的是，这次艺术家减少了对现成品的使用，增加了特定造型的定制材料。北京公社将杨新广的大尺寸装置与慕华的小尺寸绘画安排在同一场域，有意搭建关于尺度的对话关系，只不过两位艺术家的创作语境悬殊，这种对话关系显得有些隐蔽。今年的画廊周北京并未设立“艺访单元”，798园区内唯一的非本地画廊只有上海的天线空间，呈现了王伊芙玲韬程与程心怡的双人展，展陈带有一种干净利落的设计美学。
艺术周期间，各类表演活动必然不会缺席，庆祝本身事实上就是一种表演，当代社会的庆祝早已在商品化和标准化的过程中失去了其原本自发的共同体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表演艺术或许是以个体力量对标准社会发起的的轻微冲撞。当我赶到户尔画廊的艺术家尼古拉斯·格拉菲亚(Nicholas Grafia)个展开幕现场时，艺术家正在舞台上松弛地唱歌，他背后的画作绘制的是一个漫威X战警的魔形女形象，其蓝色的肤色放在种族与身份认同的叙事里显得格外契合。谭英杰在山中天艺术中心的表演并非首演。早在展览四月开幕时，艺术家便调动表演者编排了一出关于人与都市折叠关系的剧目，而在展览即将结束之际，艺术家又通过一套叙述将现场已经搭建好的雕塑拆除，完成了闭环。MACA艺术中心联合Eclosion Collection + Projects新月收藏计划呈现的表演由艺术家廖雯提供概念，Anita Pan担任声音制作，王宣淇和潘晓楠两位表演者互相以对方的身体作为支撑，辗转腾挪于MACA一楼搭建出来的种种“物理规则”之间。
一部分独立空间并没有赶北京艺术周的节奏，在五月上旬就早早开展了。外交公寓12号的蒋志个展用一种柔软的方式挑衅着关于肤色、劳动力与某种政治正确的叙事，在里屋的影像中几位非洲朋友有节奏地喊着“我只想让你荒诞，短暂，唱着歌，说，短暂”此类台词，那种反差甚至有种不合时宜的诗意感，就好像不合时宜就是这次展览的某种触点。马秋莎在蔡锦空间的个人项目以一张酷似年轻时姥爷的照片展开构想。推开大门，迎面而来的仿若节庆花坛的装置在本就不大的空间里非常有视觉冲击力，花坛背后是艺术家用AI修改老照片生成的一系列动画，反复播放着照片里的人物走出画面而只留下空荡荡背景的瞬间。地处北京东南五环的“海棠公社”别墅区有两档展览发生，外部空间的展览“人间食粮”展出了一些有关信念、欲望与意识的作品；C22原为一栋私人住宅，现将一楼与地下空间改为展厅，杨紫在此策划的展览引用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来谈论关于声音、爱与个体的话题。
事实上，自五年前胡同整治以来，北京几乎没有什么独立艺术空间了。这是这座城市的文化政策与经济成本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独立空间并不独立，而必须依靠自上而下且相对稳定的资金支持，海棠公社会成为下一个北京的独立空间模式吗？
画廊周结束后，我又赶去阿那亚观看大卫·奥斯特洛夫斯基、马西尼萨·塞尔马尼、朱迪·沃森和张月薇四位艺术家的个展，也顺便看了此前已经开幕的群展“万物模型”和佩恩恩个展，以及UCCA沙丘的胡尹萍个展。佩恩恩的影像装置《远月期许》巧妙地通过两位面貌相似的男子间暧昧的动作，来隐喻商品与其衍生品之间的关系。胡尹萍的个展让人印象深刻，她邀请约莫200位从未接受艺术训练的女工，想象七大洲的神话传说，书写关于自己和亲人的简历，构思从未设想之物，并鼓励她们以手工编织的方式将这些想象化为实物。展览的刺点也许不只来自于体量巨大的毛线织物，或许还有来自“普通人”以某种生命形式参与艺术的决心。
每次高强度看展过后，难免让人反复思考“展览”的意义。为什么那些能够带来启示与动力的展览往往来自于艺术家的个人项目？似乎这个时代具有建设性力量的群展已经无比稀缺，群展的主题公园化倾向也在磨平艺术的锐度。当展览变得正确和安全，也就不再有惊喜发生。说句很残酷的话，策划一个“好看”的展览并不是画廊的责任，或许我们的策展人们更需要反思，今天的“策展”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这是策展人本该承担的道德。可话说回来，另一个更明显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展览已经根本不再存在“策展”了，某种意义上，策展正在被消失。
观看北京当代和ART021 BEIJING两个博览会倒是让人有些特别的思考。比如大量陌生名字的本土画廊格外引人注意。如果放在国际语境，这或被解读为名单的“下沉”。可是，考虑中国本土的艺术公共化语境，博览会或将成为一面镜子——围绕其展开的话语与信息传播，折射出当代艺术在中国的某种更为广阔且真实的现实。似乎，在中国存在着一个与主流学术语境和商业体系并不重合的“当代艺术”世界。一个暂时难以验证的可能是：那些被认为是“主流”的国际化语境、全球议题与学术构建，或许在中国反而处于边缘。艺术可以在一套平行时空里完成生产、传播、书写和收藏，艺术不再有正义，甚至不再有真相，或者从来没有真相。当我和策展人杨紫谈及这种越发明显的当代艺术世界分层现象时，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重要的是，你要选择哪一个艺术世界？“
就在北京艺术周开始的前一周，我和朋友结伴拜访了一位策展人前辈，那天的谈话结束在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上：“在文明转型的阵痛期，个体如何保持足够的敏锐，感知并参与即将到来的巨大变化之中？”我当然知道，以这样的语调作为结尾是显得如此不合时宜，但这确实是我在写下这篇文章时脑海中始终挥之不去的感受——一种深刻的割裂。我也相信，割裂感正是当代艺术世界的内在特征之一。
我曾看过一些民间庆祝仪式，幼年动物常被视为尚未犯错的纯净生灵，因而“有幸”成为祭祀的选择。参与庆祝的人们几乎不会注意到淹没在歌舞和欢笑中“祭品”的命运，就连待宰的幼年猪羊也尚未知道自己刚刚降生却要结束的命运。系统的运行必然要消耗部分生产者，也许，这就是被系统过早选中所要承担的必然代价。
可话又说回来，你会选择活在怎样的艺术世界里？
文／ 王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