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沙迦一年一度的三月会议(March Meeting)举办至今已是第三届。今年会议的大明星是一个叫做Barrak Alzaid的年轻行为艺术家。在会议进行的三天期间,他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依靠两块用粉红荧光笔写成的小小标牌——一块上写着“还剩两分钟”,另一块上写着“请停!”——将五十个发言人和两个主题发言人(文学学者Abdelfattah Kilito谈翻译,策展人Okwui Enwezor谈文献库)的演讲时间严格限定在了规定时间内。
Alzaid坐在会议厅最前排,脖子上挂着一张工作人员的胸卡,膝盖上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时不时抬起头或者亮出标牌,温柔地提醒每个发言人他们的时间不多了。如果没有他,照这样的密度,今年的三月会议根本就不可能完成原定任务。在他的协助下,大会节奏安排得很好,而且紧扣几个共同的主题,对若干急需讨论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包括另类艺术学校、流动的图书馆、以及文献归档在阿拉伯国家的突然兴盛。
对于那些关注中东艺术界但身处海湾地区之外的人来说,要想搞清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内部到底怎么回事儿简直比登天还难。七个酋长国里至少有三个都在拼命想成为该地区独一无二的文化中心,它们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公开合作不如说更像暗地较劲。
当然,沙迦曾一度是所有酋长国中最热门的生活方式典范。如今迪拜出尽风头,而阿布扎比则像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黑暗之星,等着把所有人的能量都吸进它由各种首字母缩写组成的神秘矩阵里(比如主权财富基金ADIA、文化机关ADACH及其竞争对手TDIC)。于此同时,沙迦慢慢变成了一个居住性质的城市,想喝酒都必须开车到邻近的酋长国阿治曼。而阿治曼,我敢肯定地告诉你,是一个没有任何文化野心的地方,最多不过就是在海边开几家破破烂烂的小酒吧,那儿只适合陪酒作乐,不适合附庸风雅的谈话。(不过,有一天早上我在沙迦起床后收到的短信确实让我后悔了一把,短信说:“菲律宾城市舞蹈团在阿治曼BAYWATCH俱乐部的表演太精彩啦,你没去好可惜。”)
尽管迪拜有市场,阿布扎比有庞大的博物馆计划,但沙迦有不错的双年展、一个艺术家基金会和三月会议(被人戏称为“社交”峰会)。还有长期的演出场馆、现存的展览空间和一些真正的街头生活——逛街的小孩和家庭——看起来远比迪拜的超大型商场、豪华酒店群、恐怖的十车道高速公路更加亲切、让人愉快。
所有2010年三月会议的与会者都住在一家叫做“金色郁金香”的不起眼的酒店。每天早上,他们都会沿着一条古韵十足的运河悠闲地漫步到会议厅。
参加会议的阵容非常多样化,其中既有艺术家,也有艺术团体和小型组织。正式演讲之后是开放式讨论。每过三到四位发言人,中间会有随意性更强的对话环节,地点选在河对岸Maraya艺术中心里的“避难所沙迦”(Shelter Sharjah)——迪拜“避难所”新开的姊妹空间。今年好玩儿的地方在于所有三月会议的参加者都必须讲一个正在进行中的项目或作品(而不是回顾最初怎么开始,到过哪里,做过什么。)
本次会议由沙迦艺术基金会和纽约非盈利性机构ArteEast联合主办,沙迦艺术基金会总监Jack Persekian解释道:“过去几年间,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自己、我们的项目和历史。我们讨论了过去和现在。2010年,Rasha Salti提议我们应该展望未来。”(Rasha Salti是ArteEast的创意总监,也将和Suzanne Cotter一起策划下届沙迦双年展。)他说,三月会议可以“勾勒出未来几年文化议程的大致线条。”鉴于主办方邀请了来自非洲、亚洲以及阿拉伯世界的代表参会,这次会议还有可能为“本地区”的现状和身份做出更广泛、更具建设性的定义。
此策略奏效了吗?时间会告诉我们。大部分与会者都仿佛在向子虚乌有的赞助方介绍自己的项目。但因为提供资金的组织并未宣布到场,所以发言人显然觉得可以毫无顾忌地反思——并抱怨——那些只对某种结构敞开钱袋的资助政策。
第一天就以这样的方式开始:Mriganka Madhukaillya谈欲望机器小组(Desire Machine Collective)在印度东北部布拉马普特拉河(上游在中国境内,也就是雅鲁藏布江)上的项目。该小组重新装修了一艘七十年代的渡轮,将其变成一座媒体实验室,目前正漂流于连接中国西藏、印度和孟加拉的河道中。他们在渡轮上组织了驻村项目和研讨会,“依靠资金而定,” Madhukaillya说,“因为这些是赞助方认可的模式。”然而,他的目的却是逐步淘汰以上模式,让赞助方去死吧,因为驻村时间太短,研讨会就更谈不上持久了。“
贝鲁特艺术组织Ashkal Alwan的Christine Tohme谈到家庭作业学院(Home Works Academy)经过漫长筹备后终于将在今年十一月在贝鲁特成立时,也拣起赞助这个话题继续说。三月会议召开前几周,贝鲁特当地的一位赞助人为Ashkal Alwan提供了一个空间开学校,头五年不收租金,学校位于贝鲁特艺术中心旁边,以前是个家具厂。“贝鲁特的艺术机构花了十年时间才从当地社区拿到赞助。”
Tohme的发言以及她对下个月即将在贝鲁特举办的家庭作业论坛(Home Works Forum)连珠炮似的快速介绍是这次三月会议最精彩的亮点之一。另一个亮点来自Pad.ma(公共获取数码媒体档案库),发言人包括Shaina Anand, Sebastian Lütgert和Ashok Sukumaran。从这里起,讨论主题开始出现一种对文献的强烈关注,再加上艺术家谈话——Khaled Hourani讲“毕加索在巴勒斯坦”,Jananne al-Ani讲“消失的美学:无人的大陆”——说的都是如何在创作新作品的过程中使用历史材料。
Bidoun项目的Antonia Carver 提议在本地区建立一个艺术书籍独立出版商发行网络,同时讨论了正在进行中的Bidoun图书馆。担任开罗当代图像小组(CIC)艺术总监刚满四个月的Mia Jankowicz开玩笑说,Carver讲完她自己根本不用再发言了,但仍然以深入独到的视角讨论了合并CIC、开罗 Townhouse当代艺术画廊和亚历山大当代艺术论坛图书馆的可能性。接着,Townhouse的Laura Carderera也拿出了自己的计划,要在今年秋天组织一次关于文献整理实践的全面研讨会。
在对岸的避难所,贝鲁特98周星期研究计划(98 Weeks Research Project)的Mirene Arsanios讨论了收集阿拉伯世界从二十世纪中期至今的所有前卫艺术杂志。Rasha Salti提到和贝鲁特研究员Kristine Khouri一起做的研究小组——视觉艺术中的阿拉伯现代性历史。
到第三天,Pad.ma的Sebastian Lütgert宣布在避难所召开一次有关文献整理的临时讨论会。“今年可能是文献之年,或者仅仅是文献中的一年”他说:“对我们来说,这既是个好消息,也是个坏消息,因为今年也可能是我们大部分人开始厌倦文献的一年。”接下来就是一场生动活泼的讨论。但那时我们去听Okwui Enwezor的主题发言已经迟到了。他讲的是——还能是什么?——Fiona Tan作品中的文献元素。
我在听众里怎么也找不到Barrak Alzaid,但他肯定就在现场某处。Enwezor按时结束了演讲,回答完问题,环视全场,最后总结道:“好,我们都得走了。咱们接下来要去阿治曼,我知道。”
译/ 杜可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