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elen Wilson-Goldie

  • 展评 CRITICS’ PICKS 2017.09.11

    德里克·亚当斯

    德里克·亚当斯（Derrick Adams）的十一张中到大幅拼贴画环绕在位于纽约哈林区的康蒂·卡伦图书馆夹楼层空间四周，与黑人诗人朗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的一句引言，写着“一般小说”的墙面标志，以及一块写满当日家庭活动安排的白板共同争夺着读者/观众的注意力。对于一场检测有关抽象、时尚、艺术史、纹样、传记，以及文献制作冲动的不同理念的展览而言，这里真算是一处不同寻常的场地。

    亚当斯一向擅长以一种游戏的方式，将艺术与建筑（极少主义、解构主义）领域的形式运动，跟包括西非纺织品贸易或电视节目上的固化种族形象史在内的其他主题放到一起处理。他花了一年时间在图书馆隔壁的尚博格黑人文化研究中心（Schomburg Center for Research）寻找已故时装设计师帕特里克•凯利（Patrick Kelly）的资料。出生于密西西比的凯利奋斗到纽约，在一位不知名的赞助人资助下，拿到去法国的单程机票，之后一路成长为巴黎成衣设计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也是第一个被主导全球成衣制造的这一超级保守辛迪加接受的美国有色人种设计师。然而，当他刚刚快要取得经济稳定时，艾滋病夺走了他的生命。凯利逝世于1990年元旦，享年35岁。

    亚当斯的展览在文献研究型项目里属于少见，因为艺术家在形式上的创造底气十足地达到了与历史考察对象的精彩程度相得益彰的水平。展出的系列拼贴画从精准的红色、黄色和藏青色调（例如《Runway

  • 所见所闻 DIARY 2017.04.14

    曲线学习

    假设你住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可能你生在一座城市，住在另一座。其中一个寒冷，有秩序，高效且宁静；另一座炎热，混乱，腐败猖獗且难以维系。你不断让两者对话，自信这一来一去、一唱一和的过程，以及你往返其间的方式必然能催生出些有意义的东西。

    如果你够幸运，你的流放生涯是出于自愿。你没有被战争、灾害或经济崩盘逼着出走。但那样的话，你很容易会想躲避（异国情调，剥削）以及不好回答的难题。你凭什么生活在这，把这个地方据为己有，利用它做你自己的事？你又凭什么说你这样做是出于爱，而不是野心或怜悯或傲慢，不是某种肯定自身位置、合法化自身政治的错位需求？

    星期四早上我到达雅典参加第十四届文献展开幕，三十六小时后，我的思路断了线。

    我被挤在中间，一边是夜空下灯火通明的雅典卫城，一边是满屋扯着嗓子说话的喧闹人群，我们所有人聚到这里，理论上是为了观看这一更加安静的行为，为了倾听和学习这一承诺。我们到处挥洒着自己紧张的能量。

    前一个晚上，我还坐在一张更加冷静的桌子前，听艺术家Amar Kanwar跟我们五个人讲始终住在一个城市，甚至一个社区，从来不离开的体验。在我们看来，那样的体验简直堪称神奇，这种出于自愿的静止状态也遍布于Kanwar受文献展委托创作的新片《如此的一个清晨》当中，影片讲述了一个失去视力，隐遁避世的人的故事。我们几个人都不理解按这种方式到底怎么能活下去。作家/小说家Shuman

  • 所见所闻 DIARY 2013.03.24

    破冰迎春 [沙迦]

    他们在一起很久了，但是从一开始就被认为不般配。她较年长，更严肃，理智，务实。从外在来看，她对于艺术的买卖无动于衷。她将当代文化创作更为深层的破坏力玩弄于股掌，直到两年前它们给了她重重一击，迫使她回到一个更圆滑更顾虑集体思想的境地。他年轻而冲动，爱讲排场好炫耀。无论他在她的指引下如何制造乱子，他内心确实早已蠢蠢欲动了。2009年，她滑入了他的轨道。接下来几年，他们发现被束缚在一个关系松散的婚姻里。但是随着情况的发展，彼此的不同越来越多，他们的结合最终没有收到祝福。今年沙迦双年展和艺术迪拜终于分家，观众分流，在三月里平分春色。

    所以第十一届沙迦双年展上周开幕，并没什么奇怪的，开幕日期比平常早几天，比艺术迪拜提前一个星期。但是对时间有限或有其他事情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两者只能选其一。除非你正好住在阿联酋，这种情况下本地的艺术界恰好处于令人目不暇接之时，而且将一直进行下去，直到双年展和博览会的常客们打包回家，不再问你任何社会性的敏感问题。

    如此多的艺术性从本身就是衡量这里文化环境变化的有趣标准。十年前，沙迦统治时间最长的领导人穆罕默德•艾尔-卡西米酋长（Sheikh Sultan bin Mohammed Al-Qasimi）的女儿霍尔（Sheikha Hoor Al-Qasimi），还是艺术学校的学生，年仅二十出头的她，从奥奎的文献展那里获得启发，对双年展进行彻底革新。如今的艺术迪拜的总监安东尼亚•卡夫（Antonia

  • 展评 CRITICS’ PICKS 2011.07.27

    拉夏•卡里

    尽管拉夏•卡里（Rasha Kahil）展览作品只有短短的3年时间，这位生于贝鲁特的伦敦艺术家有着令人惊叹的产出量：从恶作剧般的作品《未命名（屁股）Untitled（the ass》（2010）（一个被雕刻成女人臀部的石膏雕塑向上挺翘，令人窘迫地显示出巨大的阴道的褶皱和肌理）到令人不安的作品《The 6th Attempt at Understanding the Physical Act of 47 Stabs》（2009）（时长1分钟的黑白影像作品，艺术家身穿内衣，骑在椅子上，用刀不断猛击破烂不堪的室内装饰品，并越来越危险地接近她的耻骨）。

    她在奔跑的马当代艺术空间（Running Horse Contemporary Art Space）的个展中，特别展出了《在你的家（In Your Home）》系列中的20幅摄影作品。2008年到2011年间，每当艺术家独自一人在别人的房间里时，她便脱下衣服蜷缩于他人家居空间的折叠处，并将35毫米相机放在家具或地板上（代替三脚架），使用其自动定时器来快速拍摄自己的裸体。

    最后的图像成果按照年代顺序排列在画廊的墙壁上，随着卡里地点的移动和身体的变化（体重的波动，纹身的增加）展开了一场出现与缺席的游戏。在《Caledonian Road, N7, London》（2011）中，她蹲伏在一个现代主义的水槽下面。在作品《Potterells

  • 所见所闻 DIARY 2010.11.21

    西点[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最近可真热闹——画家Ahmet Oran在Rampa美术馆的展览开幕、伊斯坦布尔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Kutlug Ataman回顾展的VIP专场、Banu Cennetoglu在Rodeo的首次个展、xurban_collective小组在Sanat Limani美术馆的新项目，另外还有时不时在Depo举行的关于艺术与贵族化之关系的激烈辩论。既然有这么多可看的东西，为何还要在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的建筑学院足足待上三天，参加前西方（Former West）两周前举办的“研究会议”呢？当然这并非一个多糟糕的地方，这是一个新古典式的校园，最初的时候是作为土耳其军队的医学院和兵房盖的。校园的四个粉红色的大门围绕着这个枝繁叶盛的庭院，其中还有一个狮子形喷泉。

    前西方就像是宣言展（Manifesta）的余波，在这个巡回流动的平台上，人们探讨了1989年之后的各种历史。这个项目是乌特勒支的BAK当代艺术中心发起的，其理念是（这或许也是一种期望）：柏林墙的倒塌并非意味着共产主义的终结，而是象征了资本主义落幕的开始，因此也是西方一统天下局面的结束。通过研讨会和座谈会的形式，前西方试图将西方说成是一个过去的概念，并且将这种观念作为我们时代的视野。伊斯坦布尔的这次活动叫做“我们的视野：艺术与政治想象”，它强调，冷战体系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乌托邦的事业成了一纸空谈，而是应作为我们的视野得到重新思考。

  • 所见所闻 DIARY 2010.09.24

    等待灵魂[台北]

    时差让人疲惫，的确如此。但它却成为当前双年展的一个共同特征，时差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尴尬的和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乘坐了三趟拥挤的班机，因为24小时的睡眠不足而视线恍惚，同时每个机场都令人不适地相同。当我最后于9月7日抵达台北参加2010年台北双年展的开幕式的时候，深感有必要重读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小说《形式认知》的开头，里面提出了他的（或者他笔下角色的）时差理论：她的灵魂被抛在身后，被收回到某种精神的脐带之中，跟在她乘坐来此的飞机的后面……但灵魂移动的速度没那么快，于是被甩在后面，必须等它慢慢赶上来，就像丢失的行李一样。

    艺术家克劳德•万普勒（Claude Wampler）躺在双年展新闻办公室沙发的坐垫下面酣睡，等待她的灵魂慢慢复原，我没有看见她，差点也倒上沙发睡一觉，这又让我想到了吉布森。同时我至少看见两个疲倦不堪的艺术家强打着精神安装作品，不住地抱怨着：“妈的！”，然后以冲刺的速度离开台北市立美术馆方正的白色空间。看到此情此景，我更赞同吉布森的理论了。在台北呆了几天，对周围熟悉起来之后，我发现双年展的主题开始逐渐呈现，这进一步证明了吉布森的理论。这个主题即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时差，至少也是一种对时间差的好奇和不计成本的兴趣——其中最明显的是上一届和下一届双年展之间的时间差，同时也包括对于一个理念、一件作品、一个展览或一个机构最初的激动设想和后来的全面表现之间的难以捉摸的差距和间歇。我们也可称之为激进或大胆的计划在一个光滑的斜坡上被体制化的过程。

  • 所见所闻 DIARY 2010.03.27

    在时间中行进[沙迦]

    沙迦一年一度的三月会议（March Meeting）举办至今已是第三届。今年会议的大明星是一个叫做Barrak Alzaid的年轻行为艺术家。在会议进行的三天期间，他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依靠两块用粉红荧光笔写成的小小标牌——一块上写着“还剩两分钟”，另一块上写着“请停！”——将五十个发言人和两个主题发言人（文学学者Abdelfattah Kilito谈翻译，策展人Okwui Enwezor谈文献库）的演讲时间严格限定在了规定时间内。

    Alzaid坐在会议厅最前排，脖子上挂着一张工作人员的胸卡，膝盖上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时不时抬起头或者亮出标牌，温柔地提醒每个发言人他们的时间不多了。如果没有他，照这样的密度，今年的三月会议根本就不可能完成原定任务。在他的协助下，大会节奏安排得很好，而且紧扣几个共同的主题，对若干急需讨论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包括另类艺术学校、流动的图书馆、以及文献归档在阿拉伯国家的突然兴盛。

    对于那些关注中东艺术界但身处海湾地区之外的人来说，要想搞清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内部到底怎么回事儿简直比登天还难。七个酋长国里至少有三个都在拼命想成为该地区独一无二的文化中心，它们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公开合作不如说更像暗地较劲。

    当然，沙迦曾一度是所有酋长国中最热门的生活方式典范。如今迪拜出尽风头，而阿布扎比则像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黑暗之星，等着把所有人的能量都吸进它由各种首

  • 杂志 PRINT 2010年11月

    开幕: CAMP

    早在2007年1月，艺术家夏娜•阿南德（Shaina Aanand ）和阿肖克•苏库马兰（Ashok Sukumaran）将一个装有电池的遥控器挂在了孟买住所对面的一棵树上，旁边是一个指示牌，告诉行人（印度语和英语）这是一个公用的开关，按的时候，就会打开或熄灭背后的那栋建筑的23号公寓里面的灯。无论人们什么时候操纵这个遥控器，确定公寓的位置，艺术家都会走到窗边向人们招手。

    三十天后，安装在接收器上的计算器显示，共有2,618次开关。两位艺术家的行为既吸引了邻居们，同时也令人们感到困惑。他们和六个陌生人交朋友，这些朋友已经渐成习惯，每次来的时候都要按开关，走的时候也要按；这栋楼里的保安至少使用了这个小东西一次，将艺术家呼叫到楼下进行会谈，态度并不友好，他们被问道，住所里的灯究竟怎么了，这样做是不是违法？其他的问题还有：这个遥控器花了多少钱，它还能干什么，有没有偷电，如果偷了的话，是怎么偷的，从哪儿偷的，灯光一会亮一会灭是什么意思，是某种信号么，究竟是单纯为了好玩还是怀有恶意？最后，这么做究竟意义何在？

    《房屋》（House）是《再现系列》（The Recurrencies Series，2007-）的一部分，通过照片，录像和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一种延伸开来的都市行为，将电作为一种材料和比喻，在这种框架下，阿南德和苏库马兰二人也运用了其他的媒介，除了电以外，还有水，公路架构，运输系统，收音机和电视机（关于这些行为的记录，在

  • 杂志 PRINT 2011年夏季

    第十届沙迦双年展

    回顾第十届沙迦双年展，那些策展人似乎是自找麻烦，在世界上最独裁的地方，他们所策划的展览居然探讨了密谋、颠覆和背叛的主题。Suzanne Cotter、 Rasha Salti和Haig Aivazian邀请了119名艺术家、作家、音乐人和电影人参加了本届以“谋定双年展”（Plot for a Biennial）为主题的展览。有人说,这届沙迦双年展很像拍电影：分为不同场景和不同主题（腐败、虔诚和叛乱），还有不同的角色（叛徒、翻译,以及诽谤者）。参加本届双年展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阿拉伯地区2010年12月以来的民主运动——译注）之前完成的,但很多作品都出乎意料地带有几分先见意味。在开罗的抗议者大闹埃及国家电视台总部的几个月之后，就连更早一些的作品也焕发出了极大的新意，例如Farocki和Andrei Ujica的《革命录像纪事》（Videograms of a Revolution, 1992）就是如此。这件作品由一系列录像画面组成，表现了1989年罗马尼亚齐奥赛斯库政府垮台时的混乱与人们欢欣鼓舞的情景，当时一些示威者占领了布加勒斯特的一座电视台。

    尽管“谋定双年展”的大部分作品并没有强烈的革命精神，但却抓住了这个地区政治气候的关键性转变。纵观整个双年展，对于记忆与历史的密切关注构成了当代艺术的所谓“档案转向”，而且这种关注也成为了一种富有诗意的想象。Bouchra

  • 杂志 PRINT 2016年10月

    阿拉伯裸体：身为觉醒者的艺术家

    2016年夏天对于在阿拉伯世界展示那些被视作色情艺术的作品来说，并不是一个恰当时机。在暴力事件频繁阵发下，全世界不少地方都经历了一段艰难时日。这个夏天，长期与冲突纷争比邻而居的巨大压力（叙利亚和伊拉克旷日持久的战事；埃及“复辟”军事独裁；仍未缓和的难民危机将男人、女人和小孩送向地中海“死亡之海”；土耳其的未遂军事政变和政府的强力镇压；各种军事组织高度保守的中世纪意识形态）也开始影响到该地区一些相对宽容的角落。这之前，当代艺术与政治活动之间的重叠地带还能为那些“越轨”的生存方式提供相对安全的避风港。

    今年七月，曾在突尼斯公开发起同性恋合法化运动的社会活动家艾哈迈德·本·阿莫尔（Ahmed Ben Amor）服药自杀后获救。事发前几周，作为叙利亚难民从大马士革逃至贝鲁特避难的巴勒斯坦舞者哈桑·拉贝赫（Hassan Rabeh）从17层公寓楼跳下身亡。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一份报告，超过40%在黎巴嫩居住的年轻叙利亚人曾有过自杀的念头，他们同这里大部分人一样，面临低就业率、低流动性，以及有限的政治参与权和性自由的问题。在采访和随意的谈话中，来自这些地区的艺术家们说起他们为维持基本生活所不得不采取的各种措施都面容疲惫，其中包括删除电话里社交网络上的内容，尤其是那些容易引起当局误解的图片。

    然而，正是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下，在对非传统或反宗教身体毫无宽恕可言的厌恶中，一场极为大胆的展览却借助艺术

  • 杂志 PRINT 2019年1月

    历史中的今天：巴努·钦内图（Banu Cennetoğlu）的艺术

    2018年11月的一个清晨，土耳其警察围捕并拘留了十几名伊斯坦布尔艺术、文化和学术界人士。这绝不是政府第一次针对这些人采取行动。艺术家、记者、教授、人权活动家，从事叙利亚难民问题、库尔德问题或者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等敏感话题的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者到温和派的左派人士，还有其他无数人都陷入了雷杰甫·塔伊甫·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政府持续数年的的镇压行动中。

    这位现任土耳其总统兼三届前总理在2013年平安度过了盖齐公园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后来又逃过了2016年那场失败的政变。他持续的镇压活动显示出了惊人的报复心。超过五万人因为这场政变遭到监禁，其中很多人被长期关押却没有进入任何起诉程序。这些被拘留者中包括商人、慈善家和艺术赞助人奥斯曼·卡瓦拉（Osman Kavala）。传言说埃尔多安把卡瓦拉称作“土耳其的红色索罗斯”，政府更明确指称他为盖齐事件背后的策划者。密切关注伊斯坦布尔艺术界动向的记者H·G·马斯特斯（H. G. Masters）在他发表于《ArtAsiaPacific》上的文章中写道，关押卡瓦拉这一举动在土耳其文化界、民间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中散播了“深深的寒意”。马斯特斯是为数不多为国际观众报道2017年3月埃尔多安“改革”土耳其艺术和文化领域举措的记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