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伊斯坦布尔最近可真热闹——画家Ahmet Oran在Rampa美术馆的展览开幕、伊斯坦布尔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Kutlug Ataman回顾展的VIP专场、Banu Cennetoglu在Rodeo的首次个展、xurban_collective小组在Sanat Limani美术馆的新项目，另外还有时不时在Depo举行的关于艺术与贵族化之关系的激烈辩论。既然有这么多可看的东西，为何还要在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的建筑学院足足待上三天，参加前西方（Former West）两周前举办的“研究会议”呢？当然这并非一个多糟糕的地方，这是一个新古典式的校园，最初的时候是作为土耳其军队的医学院和兵房盖的。校园的四个粉红色的大门围绕着这个枝繁叶盛的庭院，其中还有一个狮子形喷泉。
前西方就像是宣言展（Manifesta）的余波，在这个巡回流动的平台上，人们探讨了1989年之后的各种历史。这个项目是乌特勒支的BAK当代艺术中心发起的，其理念是（这或许也是一种期望）：柏林墙的倒塌并非意味着共产主义的终结，而是象征了资本主义落幕的开始，因此也是西方一统天下局面的结束。通过研讨会和座谈会的形式，前西方试图将西方说成是一个过去的概念，并且将这种观念作为我们时代的视野。伊斯坦布尔的这次活动叫做“我们的视野：艺术与政治想象”，它强调，冷战体系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乌托邦的事业成了一纸空谈，而是应作为我们的视野得到重新思考。
在开幕式上，BAK艺术总监Maria Hlavajova首先对现场直播的数字媒体表示了热烈欢迎。但直到会议结束的时候，在那关于社会媒介的痴人说梦的讨论中，只有一个问题登上了Facebook，另外还附加了一个组织者的说明：实在不好意思，我们错过了这个活动，但是有人会重新上载的。
Hlavajova引用了《经济学家》中的一句话“土耳其不理西方了吗？”然后说：“冷静，编辑们的答案是‘并非如此’”。但这好像并没有让哪个观众惴惴不安。正在这时，我认识的一个艺术家实在受不了了，起身拂袖离去。接下来的尴尬是，一个策展人打开自己的会议赠品包的时候发现了一盒荷兰的糖。“连他妈几块糖都要进口，”说着又恢复了平静。
应该说，前西方的会议任务可不轻，让那些学者、几个策展人和稀奇古怪的艺术家宣读事先准备好的稿子，真是荒唐做作。大部分的谈话无非就是咬文嚼字，例如，将“视野”、“视野的”和“视野性”的概念理论化。与会者采用的理论也是五花八门，牛头不对马嘴，有哲学家（Peter Osborne、Gerald Raunig）、社会学家（Caglar Keyder）、政治理论家（Ernesto Laclau、Jodi Dean），还有建筑史家（Beatriz Colomina、Wouter Vanstiphout）。最后，连前西方的研究员，会议的组织者Simon Sheikh也沉不住气了，说各种各样的声音“全然是语无伦次”。
不过，戏剧性的环节和争论也还是有的。会议主席做了一次莎拉•佩林（Sarah Palin，美国记者，共和党人，阿拉斯加州州长，2008年美国大选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式的政治演说，不过其角度却是左翼，而非右翼。Vanstiphout认为她在装模作样，说：“难得你还能觉得别扭”。她回应说：“我可没做错什么。”
这次会议没有艺术实践的事儿。拉克劳（Laclau）的讲座仿佛是在宣扬救世精神。他对视野进行了大谈特谈之后却对当代艺术避而不谈，说：“谈不来，我不是干这个的”。那Raqs Media Collective的Julie Ault和Shuddhabrata Sengupta、Ultra-red的Robert Sember和Chto Delat的Dmitry Vilensky都干嘛呢？他们都在眉飞色舞地谈论自己的作品（例如Colomina），以此试图平衡这次会议的讨论，但是会议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越分崩离析。
第一天，Ault说：“搞不清楚，为啥这次活动如此强调艺术？咋才能将艺术和更大的政治背景联系起来？” Osborne答道：“艺术是为取代政治话语而建立的体制性赞助空间。”也许真的如此吧，但是这种观点却没能说明为什么当代艺术一眼就看上了这个空间，这就好像是对话中突然插入了一段演讲。
后来，异端突起。第二天，Sengupta对1989年以后的拜物主义提出了质疑。第三天，Sember建议组织者重新思考一下整个活动的结构，采取更好的方式让大家在同一个空间里工作和思考。他说：“大家互相认识认识不亦乐乎？”也许，下次？
译／ 梁舒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