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库哈斯这个名字在建筑界和设计圈已是响当当的了。上周三，由新当代艺术博物馆赞助的在纽约Kimmel中心的讲座，顷刻间票已售罄（博客上有人说：“这个人就跟Lady Gaga一样火”）。所以在活动现场看到有很多多余的座位，真让人惊讶。坐在我旁边的人指着前排的建筑艺术界人士们的座位说：“这的确是个内部活动。”那里坐着（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杰里-索特兹（Jerry Saltz），建筑界的Cynthia Davidson、 Eva Franch-Gilabert、Tony Vidler, 以及新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副总监Massimiliano Gioni。博物馆总监Lisa Phillips走上讲台，欢迎这位荷兰建筑师回归这座在70年代首座给予他城市规划灵感的城市。
当她指着面向第五大道的窗户时，说：“这是世上最好的大道（这也是库哈斯早期研究的地方），凯文-罗奇（Kevin Roche）设计的大礼堂百叶窗已经挡住了视线。建筑本身是纽约融合商业区的象征，为库哈斯最爱的 “曼哈顿主义”拉下了帷幕，加快了Gotham“文化拥堵”的消失，突出了库哈斯本人所说的“自恋式”历史主义。他认为这座城市和几年前不同了，不再那么“癫狂”（语出他的第一本书《癫狂的纽约》）。
罗氏的后现代的模拟作，为库哈斯关于“未来的记忆”提供了良好的背景，这一挑战超越了舞台布置的建筑借鉴，或者是用新方法将保护与破坏联系起来的旅游友好型重建。库哈斯拿庞贝破损的水泥模举例，说是“一种不情愿的保护行为”。日常生活的静止时刻为过去提供了一个更混乱的图景，而不是永恒的建筑纪念物。随之而来的滑坡追溯了迪斯尼化的趋势（作为友好经济的保护），为保留对过去的重写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地球表面的百分之十二，包括海洋，现在都需要一定的保护”，库哈斯为那些热切的建筑师们，迅速地指出了这个艰难的现状。他运用OMA项目作为资深理论的试验场，库哈斯并没有羞于掩盖他过去的建筑史。熟悉的库哈斯式数据（测点网，条形码）重新作为方式手段出现，不是用于建筑，而是用于选择性的保护。他甚至提出了自己为在Bordeaux的一座房屋的设计作为一种极度官僚式的例子：这个项目在完成时被认为是一座历史地景。
有一半的时间里，库哈斯讨论的都是当代艺术博物馆的现状：这里既是一个保留历史的地方（重新利用之前的工业建筑），也是一个销毁历史的地方：为了达到白立方的“中和性”而剔除掉所有功能性的细节。当他说起将老发电站翻新变成泰德现代后，这种担忧明显加重。他告诉那些想成为设计师的人：“艺术家更喜欢建筑性干预达到最小化的空间。”邀请了一些好争论的建筑师参与后，“他们告诉我们靠边站。”
提问时间开始后，库哈斯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引到了博物馆的主题上去。他问：“屋里有艺术家们？”将自己描述为“艺术家-建筑师-哲学家—女权主义者”后，库哈斯转向第二排的Abramović：“Marina，你是一名艺术家。对于你自己决定扩大空间，感到担忧没有？” Abramović说，对于MoMA的中庭，她一直试图“融入活力，融入一些非物质的东西。”之后她开始强调泰德官方的艺术品位。Abramović抱怨，建筑空间“有太多的装饰了，太多的东西被放进去，结果却看不到作品。”同时，也许是为了回应库哈斯的说法，以为屋里所有的艺术家想的都差不多，她补充：“我不是个女权分子。”
收藏家Dakis Joannou的提问看似是一个事先安排好了的问题，他问“库哈斯会不会摧毁柏林墙”。库哈斯就说起了他在伦敦AA建筑学院的论文，当时他将“柏林墙作为一件建筑作品”来表现。这一项目成为他的首个重要设计（与Elia Zenghelis一道）的灵感来源：大出逃（Exodus），或者说建筑志愿者囚徒，在此，墙与城市密不可分。库哈斯说：“推到这面墙是一个原始的胜利主义者的姿态”，但却不是他刚刚所提议的对都市建设“科学理性”的摧毁。对于库哈斯而言，保留历史遗迹在某些方面，也是很个人化的事。“我没法带我的儿孙，去看看这面墙的原址。因为再也看不到了。”
文／ Michael Wang
译／ 王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