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不可思议!”
“好兴奋”
“给力……”
“我讨厌这个地方”，我已经不止一次听到有人这么说了，说真的，威尼斯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在这个又夸张又傲慢的城市里，如果你将游艇正对着Sestiere Castello停下，就会挡住一半水路，那些没船的老百姓要想去双年展就得徒步了。在这个地方，你也许会看到在游艇附近阴影下的水面上，有一些带着救生圈的保镖狙击手漂浮在那里待命。这是一个享乐的地方，你会看到某个大收藏家突然集结了一大堆“朋友”在埃尔布利饭店通宵达旦地聚会。你会看到Courtney Love像鬼影一般出现在某个派对上，衣着华丽，和Michael Stipe与Jay Jopling谈笑风生，然后赤着脚走过满地的碎玻璃回到自己的酒店房间。策展人Christian Rattemeyer望洋兴叹道：“以前是这样，人们先去双年展的绿园城堡展区（Giardini），然后参加晚宴，再参加余兴派对，最后回去休息。”难道那些亿万富翁把迈阿密直接“海运”到了威尼斯？
周一下午我到了的时候绿园城堡展区好不热闹，Bice Curiger策划的名为“光国” （ILLUMInations）的双年展已经呈现在眼前了。艺术家Mike Nelson将英国馆设计成了凌乱的昏暗公寓，一端向着天井中央伸去。Christian Boltanski在法国馆中放置了一台轮转印刷机，不断地印刷不知名的娃娃脸图片。在瑞士馆内，Thomas Hirschhorn的水晶迷宫上出现了一条标语：WE MUST FIGHT AGAINST TRANSPARENCE EVERY-WHERE（我们必须和无所不在的透明作斗争）。而在加拿大馆上的标语则不乏冗长，Steven Shearer在纸板上写道：“用雾雕刻的升腾的分泌物”。每个人似乎都有一肚子的话要倾诉。
我看见有一小队丹麦的摄制组正围着Maurizio Cattelan、Jean Pigozzi和Francesco Bonami转悠。那几个丹麦人故意问Bonami：“您觉得艺术世界对那些无名艺术家也是开放的吗？”说着，他们走过了以色列馆前面站着的艺术家Sigalit Landau。
Bonami答道：“再也没有什么‘无名艺术家’了。”然后就朝着英国馆走去，我就听不清他们的对话了。欢迎来到知名的无名时代！
我继续往前走，看到德国馆把已故艺术家Christoph Schlingensief的作品《恐惧的教堂》放在了最显眼的大厅中央。另外，在意大利馆展出的是Omer Fast的影像和Kerstin Brätsch/Das Institut的装置。我正好碰见了这件装置的安装人员（他们可以算是无名的名人吗？），他们正在安装调整作品。此外，我还碰上了金狮奖的评委Christine Macel，她正在和工人们一起忙碌着。看来现在打电话跟人们打招呼还为时尚早。
闲逛了几个小时之后，我来到了双年展总部，一座15世纪建筑的阳台上，和朋友们聊天。Curiger说：“我还好吧。但双年展的筹备肯定是不会被载入史册的”她看起来既负重累累又如释重负。就在昨天晚上，她的MacBook Air在上船的时候不幸坠入河中。
第二天是第一批双年展的官方“开幕”。我们站在那里，看到一个体操运动员在Allora & Calzadilla设计的公务舱椅子的复制品上翻腾。在外面，成群的记者和策展人为他们的运动员喝彩，把他们叫在这个颠倒的坦克后面一起拍照：“美国！这就是美国！”
我们在葛拉西宫遇见了魔术师Vezzoli，他带着Eli 与Edythe Broad、 Dominique Lévy、 Maria Bell，和精心打扮的策展人Caroline Corbetta来到普拉达基金会，在18世纪的建筑Ca’Corner della Regina里参加其新的威尼斯展览。他转过头对我说：“我得开始导游了，不要见笑。”
我们围着这个建筑走了一圈，普拉达基金会就花了五个月是时间就令它辉煌如初了（栏杆上发粘的油漆为证）。Bell感叹道：“不可置信的美啊，这难道是装置吗？我们在Cattelan的鸵鸟雕塑前停了下来，它的头部埋在了地板里。Eli笑道：“啊哦……”
Edy：“哦，天哪！”
Vezzoli和Rem Koolhaas、Miuccia Prada，以及策展人Germano Celant匆匆会面之后（他们也就在一起见了十来分钟！）我们迅速来到了Palazzetto Tito，看Enrico David的装置，然后又到了Basilica di San Giorgio（教堂）参加了Anish Kapoor的展览《上升》（Ascension）的预展。MoMA PS1的董事会成员Richard Chang说：“Anish，这是一座半身像，”说着他试着去抓地板上升起的烟雾，Kapoor说：“等一等。”几秒钟后，Chang恍然大悟。
当我走进位于Cipriani的美国馆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正在播放Miley Cyrus的歌曲《美国派对》（Party in the USA）。此时Michael Stipe、RoseLee Goldberg和 Klaus Biesenbach正准备离开。我拿了一些意大利芝士焗茄子，一边看着这些人们跳舞一边享用晚餐。Vezzoli过来接我，然后把我放在河对面的San Giorgio Maggiore，也就是Missonis停船的南面。我脱了鞋，加入了Sadie Coles和Angela Missoni和晚餐，和Gabriel Kuri和Urs Fischer打招呼（他们两个算有名吧！），这时我发现大部分客人都正在准备参加各种各样的派对。然后，我穿上鞋，坐上另一辆水上出租车前往Bauer酒店，路上碰到了一个筋疲力尽的女士，我跟她打了个招呼：“我去调整一下时差，再见！”然后快步走进格拉西宫设计师酒店，此时Amy Sacco在大声喊“威尼斯欢迎你！”
哇……
译／ 梁舒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