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西班牙–中国记录电影交流展”论坛开始时，恰逢伊比利亚的“飞跃对流层”展览开幕。放映厅外，人来人往，匆匆地看了几眼画，保安就挥着胳膊让展厅内的人们都集中到前厅，参加“正式开幕”。此时，电影放映厅的门半开着，一些关注纪录片的观众正安静地在座位上翻看着手中的小册子。
论坛开始后，参加讨论的中国导演只有丛峰坐在台上，赵亮和季丹都坐在观众席上，徐童此刻正在UCCA，放映他的新片《老唐头》，稍后过来。主持人董冰峰提到了本次论坛主题围绕的两个方面：“影展与纪录片”，他让作者谈谈对影展的看法和观点。拍摄了“甘肃的意大利”三部曲的丛峰，接过了话筒。他认为国内和国外的电影节，对影片的评判标准上，有文化差异，“这样创作者就面临着一个是否讨好西方电影节的矛盾。”赵亮则认为并不存在讨好一说。影展对小成本制作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是重要的传播方式。我边记录边想，“讨好”真是个模糊又尴尬的词，用这个词来揣摩作者创作和参展的目的似乎跑偏了。
台上的翻译流利地转述着嘉宾的观点。两位西班牙导演伊万.加西亚（Ivan Garcia）和夏巍（Xavi Camprecios）都表示，影展对纪录片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是导演和观众、导演之间进行交流的途径。去年中国独立电影年度展（CIFF）的策展人杜庆春以及CIFF的主席张献民，则对影展这一概念都提出了“乌托邦”一说。杜提出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如果这个活动本身可以抵御什么，那抵御的究竟是什么；张下的定义比较明确，认为它是在一个固定时间内创建的乌托邦。
写过很多独立电影评论的王小鲁，担任今年CIFF的策展人。他介绍了今年影展设立的一个新的奖项，用于奖励纪录片中被拍摄的人物。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打破权威阐释素材，带来更丰富的阐释效果;二是要激发更多层面的现实对话。由此，也引出了纪录片导演与拍摄对象之间关系的话题，这就回到了纪录片创作的伦理层面上。这也正是每个导演要面对的问题。夏巍说如果影片获奖，会把奖金分给拍摄对象一半，因为这是大家的功劳。这样说来，他片中的那个在上海街头卖拉面的家庭，分享到了他的奖金？赵亮的提议是，影展应该收取门票，将收入支付给片中需要帮助的人物，比如季丹《危巢》里的儿童。
对于拍摄对象，丛峰则在精神上有愧疚感。当年他在甘肃拿起摄像机时，原本有十几个拍摄计划，如今三个片子完成后，当初的热情已经消失。参加影展前回到甘肃后，面对片中的人物他心情复杂，用他的话形容，如“罪犯潜伏回家”一样。没想到他是如此不安。他说：“我们拍摄了别人，把他们的影像拿出来参加影展，得到奖金和利益，再次面对他们，内心很微妙。很担心大范围的传播对这些人的现实生活产生不利影响”。因为很多私人化的镜头，如果在当地小县城传播，对个人生活可能会产生不好的后果。赵亮表示自己拍摄的出发点是没有错的，拍摄下来的目的不是惩罚拍摄对象，而是对整个类似社会问题的一个拷问。其实，对这个问题最应发言的是徐童导演，他的作品因为纪录片创作的伦理问题，曾经并且一直引起争议。但有点遗憾，他并没有参与。没参与也好，因为这个问题越讨论就越无法达成共识，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在当下中国的环境下，独立纪录片更多地被赋予了社会功能，而艺术功能则排在后面。更多导演看中的是呈现什么，而不是如何去呈现。美学表达，技术质量，因各种原因而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就这次参展的中国和西班牙影片而言，王小鲁说：“中外影片是有区别的：西班牙的影片在表达上更加诗性，更加主观；而二十年来，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已经形成了强大的传统，潜意识里是反对技术主义的。”这番话也引出我的困惑，作为一个还算忠实的观众，我也问过自己，观看独立纪录片的目的是什么?当一件影像作品抹去了本身的艺术美感之后，仅仅为了内容，你去观看它？这里面，窥伺的成分有多大？关注社会现实的成分又有多大？你自己是否成为揭露他人隐私的共谋者？
讨论结束后，大家走出门口。此时画展开幕时的人群早已散去。午后的余热尚未退去。我问丛峰，昨天他那时长204分钟的《未完成的生活史》放映如何，他说人很少。这个片子在北京一共公映了两场。我又问他下次何时放映，他说还没打算呢。我想说的是:既然有影展，那就去参加吧！大家（导演、策展人、观众，和被拍摄者）眼下都处于一个迷惑的状态，何不聚在一起看一看，聊一聊？一轮又一轮没有答案的争论带来的也许正是一点点的进步。它微不足道，但很有必要。
文／ 王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