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在去桃浦的路上，出租车司机一直反复强调着一些字眼：乱，远，农村，什么都没有。这种描述似乎不是针对某种状态进行的白描，而是一边在潜台词层面向我输出着商品经济以及空间政治的概念，一边在对我进行着精神分析：你到底生了什么“病”才要去那个地方？从市中心出发的漫长旅途中，持续的对话逐渐令我察觉到，其实是我形成了针对他的某种“劫持”（ravissement），而不是相反：司机的暧昧介于情愿与不情愿，他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炫耀自己优越的见识、知识以及对于现实的准确把握，且显得分外轻盈；而我的暧昧在于，这次“探险”的意义需要逐步搜罗与确立，我必须让自己接受各种语义与路线的考验——而司机恰巧出现在这个必由的过程中，成为某种必然会发生的交流的隐喻。但无论是主动方还是被动方，这种“劫持”几乎都是有益的，它所暗中传递的是“交流必须发生”的立场。不过没想到的是，“劫持”这个念头后来一直盘桓，几乎成为我思考桃浦形态的基本主张。
武威路与祁连山路的交叉口，听起来自然不是南京路或者淮海路式的市中心格调，但荒芜的西北似乎正切合自我游牧的艺术家的趣味，一种离心的魅力。大门之外的道路积水泥泞，和郊区工业园式的外貌相得益彰。在造型单调的建筑中，唯有一些带有设计感的招牌较为妥帖的表达着这里的情调和格局。和石青见面后，因为距离“未来的节日”开始还有一段时间，他带我去看一些正在进行中的展览。不过场地分散，还有几处大门紧锁，唯有香格纳的“展库”对外开放。巨大、骄傲的装置在布展意志松散、没有公众的空间停放，似乎多少从装置又回到了物体，自身的重量、体积以及背后的智力因素都在增强一种落寞的语气，却也是一种非展示状态下的诚恳态度：这种相异于真正展场空间的“不合时宜”的场景，反而透露出的了自由、放任与平等的相互关系，似乎为“装置的政治”补充了一条：不经意的展示比展示本身更为“政治”。
离开展库，发现陆兴华已经出现在院子里，一身运动装扮，翻书的同时可乐亦不离手。打过招呼，我才发现陆老师比想象中的高大健壮很多，人十分亲和。随他们步入“会议室”，整个布置异常简单：投影，座位，并没有任何“节日”的气氛。此时人来的还少，椅子空落，局面安逸。一些记录性的设备正在调试，仿佛在告之：此活动同时亦是作品。不多的几个人仍在闲聊，陆已经端坐在中央。之后参与者/艺术家开始陆续步入会场，其中几人身着“art-ba-ba”T恤，大声开着玩笑。整个准备的过程持续了十几分钟，陆老师率先开始宣讲他个人的“课程”，此时节日似乎暂时成为课堂，安静下来。
无论主题是什么，陆兴华都是整个节日的轴心。此次他给出的“标语”是“未来的展示”。话语在惯常激进的层面展开，艺术和政治的讨论在不断的回溯与前瞻中变得异常不稳定且旁逸斜出。讨论的前提已被置于“艺术史”不复存在、传统展示失效的时刻，然而此类时刻带来的恰是陆兴华最擅长的反戈一击式的思辨：对于诸多不可化约的难题，或者业已成为公理的概念，重新从理论话语的交错褶皱中寻找出可破坏与可瓦解的线索或把柄，进行颠覆与演变的工作。在“激进”的名义下，一些词语重新焕发活力，一些则被批判与宣判，一些等待被激发与唤醒：词语的诸众被驱赶与放逐，形成某种新的话语政治的涌动，有强悍的力道与压迫感——比如，将Facebook上的展示与耶稣的展示性死亡并置，我们便由此获得了一个终极的展示，或者“未来”的弥赛亚展示的模型。这种大开大阖的尺度，把激化的现实，抑或者说潜在的他者现实，突然托举到一个历史的高度，在智力思辨的纵深处形成与给定状态的对峙——同时，又狡猾的使之成为某种策略可以波及的对象，继而，在进一步的讨论中，这个对象便可以被不断被装填与卸载，在不同的节点通过不同的措辞与构句行使自己新的使命——不由自主的成为一枚“弹药”。
在“先锋”作为一种基本的态度与参照时，一切“资产阶级”情调都需要得到批判。但先锋和时髦又是那么亲近，所以老陆的讨论似乎从没有脱离某些“时髦”的现实问题：方案，计划，创作，美术馆，与艺术机制的方方面面衔接得丝丝入扣。然而“战术”却总是悖反的：瞄准的永远都是链条上的缝隙，那些在“当代”的压力下要脱节的地方，而不一定是链条本身。我们不需要关闭美术馆，而只需要将里面的灯关掉。这里涉及一个行动，一点儿力，便可以造成一个针对系统的震荡。“战术”本来就是“与行动相关的把戏”（克劳塞维茨），而不是某种确实的时空火并。“战术必须警觉地利用特殊形势在对所有权力的监督中所开启的断层。它在偷猎。”，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如此提醒我们。在此意义上，“未来的节日”可以说是游击的节日，它不以占据和俘虏作为其目标，而是与系统周旋，伺机发动无影无踪的闪击，在话语层面拆主流的台脚，或者不断打岔；且没有时间庆祝任何的成功和战果——因为持续的运动战才是唯一的成功，一旦停滞便会陷入衰竭与彷徨，沾染各种不可知的资产阶级情调病毒。
就是在这一点上，即艺术家并非在期待漫无边际的不及物的讨论这一点上，理论和实践才有可能结盟：理论提供了战术，而艺术家是可能的执行者。这是一种生产性的联盟，但一方面并不生产实质的“指导”，另一方面也不生产“作品”，而是共同生产一种“局面”：在现阶段，也许仅仅停留在一种自在的、“发生”的局面，也许桃浦只是一个开端而已。而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整个行动看起来都像是某种自我“装置化”的行为，理论家和艺术家在战术层面分享共同的理念，却各自扮演着不同的部件与形式，在生产“局面”的动态过程中独立的、持续的建构局面的每一种变化，战术下的每一场局部战斗——战术在此明确了自己的追求：不追求力量的计算与平衡，而是灵活、有效的抗争与退守，在运动中自觉、本能的斗争。
但这局面是否形成了一种“劫持”？拆开谜面，无非是陆兴华与众艺术家之间的主体间性问题。似乎每个人都看得很开：大家都承认是从一种“相互利用”的层面出发，希冀从这种探讨中获得好处。陆否认自己“心理分析师”式的、为众人取暖的工作，他绝不满足于传道授业解惑，而是力图扮演“无知的师傅”的角色；而艺术家也并非是学生或者士兵——周啸虎就强调，是自己在文本层面解放了陆兴华——而是试图通过这种例行的“头脑风暴”以达到某种自我意识的推陈出新。这关乎“未来的节日”的“主奴辨证法”：在“陆兴华-理论-艺术家”这一结构中形成的“双重劫持”，即双方将自身与他者在理论中绑定、共进退，但却丝毫不去分担对方在专业场域内的压力与“苦恼”。这是一种自由的劫持，二者自愿在结构中体察对方的处境，聆听对方的话语，暗中进行着交流与相互的转化，却不需要为某种外在的秩序感与身份感买单。当然，我们同样可以认为，这会造成一种错乱，力量的失调，关系的紧张等等，但谁知道这不是预设的游戏规则？本来“劫持”（ravissement）的本源中就带有某种陶醉与迷狂的意味。
虽说“未来的节日”几近两年的历程，已经使得某些话题带有惯性开展与顺延的趋势；先锋也被打造的如光亮的镜面，一方面需要被不间断的点亮，一方面又迫切的被拿去关照他人——有可能陷入一种姿态性的僵化之中。但通过具体的观察，我依然感受到其间思维辩难的乐趣与艰辛，插科打诨话语背后的用力思考。创始者之一的金峰也认为“未来的节日”已经走到了一个瓶颈处，未来怎么个玩法，未来如何过节，依然没有确定下来。但“不确定”也许正是未来的节日最为恰当的命运。
文／ 杨北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