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他们在一起很久了，但是从一开始就被认为不般配。她较年长，更严肃，理智，务实。从外在来看，她对于艺术的买卖无动于衷。她将当代文化创作更为深层的破坏力玩弄于股掌，直到两年前它们给了她重重一击，迫使她回到一个更圆滑更顾虑集体思想的境地。他年轻而冲动，爱讲排场好炫耀。无论他在她的指引下如何制造乱子，他内心确实早已蠢蠢欲动了。2009年，她滑入了他的轨道。接下来几年，他们发现被束缚在一个关系松散的婚姻里。但是随着情况的发展，彼此的不同越来越多，他们的结合最终没有收到祝福。今年沙迦双年展和艺术迪拜终于分家，观众分流，在三月里平分春色。
所以第十一届沙迦双年展上周开幕，并没什么奇怪的，开幕日期比平常早几天，比艺术迪拜提前一个星期。但是对时间有限或有其他事情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两者只能选其一。除非你正好住在阿联酋，这种情况下本地的艺术界恰好处于令人目不暇接之时，而且将一直进行下去，直到双年展和博览会的常客们打包回家，不再问你任何社会性的敏感问题。
如此多的艺术性从本身就是衡量这里文化环境变化的有趣标准。十年前，沙迦统治时间最长的领导人穆罕默德•艾尔-卡西米酋长（Sheikh Sultan bin Mohammed Al-Qasimi）的女儿霍尔（Sheikha Hoor Al-Qasimi），还是艺术学校的学生，年仅二十出头的她，从奥奎的文献展那里获得启发，对双年展进行彻底革新。如今的艺术迪拜的总监安东尼亚•卡夫（Antonia Carver），当时还是一个记者，评论家。她称革新后的沙迦双年展起到了带头人的作用，为海湾地区的当代艺术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很多方面都体现出霍尔的影响，卡夫说得对。一百多家画廊已经在迪拜开放。沙迦目前有二十家博物馆引以为荣。除去迪拜庞大的艺术房地产项目，慈善组织和非盈利的空间在阿联酋各地相继涌现。沙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稳定和低调。双年展开始规模很小，一点点成长起来。如今，它就是一个包括居留计划、制作资金、五个展览场所和常规公共项目的错综复杂的谜团的一部分，这些都是在只有四年的沙迦艺术基金下运作。海湾地区的历史机构和展览场所质量参差不一。沙迦并不是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是当冲突付诸到艺术上时，就体现在如何在大胆与保守之间把握平衡。
今年毫无疑问是后者。自从长谷川佑子（Yuko Hasegawa）被任命为本届的策展人后，很显然沙迦双年展不得不面对2011年那届所留下的残局，那场乱糟糟的展览由苏珊•科特（Suzanne Cotter）, 拉沙•萨尔迪（Rasha Salti）和海格•爱娃吉安（Haig Aivazian）策划，冒险之后，却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所以本届必须想观众推出一场专业化的展览，回避任何冒险性的举措，给本地观众以丰厚的回馈才是。主题和基调并没有太多说服力，庭院，移民，商贸路线，十四世纪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 二十世纪学者爱德华•赛德（Edward Said），后现代主义和身份政治的手法听起来已经过时。更糟糕的是，在一个辉煌的过去和全球化未来之间，摆脱西方的炫耀而去思考东方的崛起的想法似乎并不适合去定义一场展览，而更像是都市再规划下的宣传战略。
长谷川佑子对此也提出了一番辩解：“庭院的想法并非仅仅是要挖掘城市的历史，作为半私密性般公共性的这一概念，暗示着类似的空间批判和抵抗目前社会和政治环境下所存在的种种现象的可能性，如表面全球化、肤浅的民主对话和游行的形式。”虽然，沙迦的庭院似乎是一个诱饵，是建筑师只是讲巨大雕塑放置其中的一串空间，但是，与声音、语言、音乐和传递历史知识有关的想法，则成为更有趣的主题。
沙迦双年展最棒的一点是没有任何预览或VIP活动。它就是简单开幕了，没有画册，没有导览册，也不发大袋子，约有半数的录像都不能用。我和一个作者一起，从双年展办公室两个年轻女士那里弄来两张扫描的地图，她们二人第一天工作时，也在这里几乎转向了。夜幕降临，我们都进入了一个寻宝式的地方（九十九名艺术家，三十三个地点），我们大致摸清了这里的路线，按照色彩编码划分为四个地区，人们很快将Ashkal Alwan的总监克里斯蒂安•托赫姆（Christine Tohme）的地盘称为红灯区。
艺术家威尔•肖奇（Wael Shawky）的表演名为Dictums 10:120，共有三十二个民间乐手，穿过老区的街巷和围墙，我们被吸引进来，跟随着艺术家Jananne al-Ani 和Susan Hefuna来到屋顶，这样可以看得更清楚。他们唱的歌都是关于双年展的随意对话，翻译成了乌尔都语，改变成古老的苏菲派音乐。歌词既空洞又有所指，与上次的艺术和观众之间的危机有关。肖奇的录像Al-Araba al-Madfuna (2012)突出了这届双年展，戴着假胡子的男生背诵一篇埃及已故作家Mohamed Mustageb. T关于政治继承和资源枯竭的文章。
当夜晚些时候，我看到了卡夫，艺术家巴斯姆•马格迪（Basim Magdy）（展示了一个大录像和一组绘画），策展人和评论家穆塔扎•瓦里（Murtaza Vali）, Abraaj团体艺术奖的劳拉•艾格顿（Laura Egerton），她因怀孕已经大腹便便了。我们都迟到了，穿过安检去参加晚宴，我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琢磨门口的大桶里那些被没收的打火机，结果发现我们已经完全错过了颁奖典礼。霍尔的父亲出来时很拉风。剩下的我们挤上了一个破了的大巴车，开往在迪拜的余兴派对，根据以往的传统，派对都由第三线和Bidoun主办，在Jumeirah Creekside酒店举办，活动很低调。第三线的萨尼•鲁赫巴（Sunny Ruhbar）身着红紫亮片的衣服冲了进来，告诉我们音乐会有变化。我无意中进入了一场争论里，Shaina Anand和CAMP的阿什科•苏库马兰（Ashok Sukumaran）与约翰•阿克姆弗拉（John Akomfrah ）和莉娜•高坡（Lina Gopaul）讨论录像的时长，后两位建立了黑色声音电影小组（Black Audio Film Collective）。阿克姆弗拉的《未完成的对话》（2012）通过牙买加出生的学者斯托•霍尔（Stuart Hall）揭开了当代的一段历史。阿克姆弗拉说：“我觉得我们可以一直用单频录像。”但是，文献资料里都是多屏幕的四十五分钟版本，一场投票告诉他没人愿意看超过十五分钟的录像，即使作品很好。怎么办？那就创作伟大的作品吧。《未完成的对话》值得放两次。
我早早溜出了派对，但是第二天听到一个朋友说，载人公车已经是狼藉一片，每个人都喝醉了，厄内斯托•内托（Ernesto Neto）拿着麦克唱了一路。前面，还有好几天的节目等着我们呢。奥托邦•尼康佳（Otobong Nkanga）的马拉松表演；阿比查邦（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 ）和蒂尔达•斯文顿（Tilda Swinton）的电影放映；卡斯滕•尼科莱（Carsten Nicolai）和坂本龙一（ Ryuichi Sakamoto的音乐）; 岛袋道浩（Shimabuku）的项目中的水上泛舟等等，我逃离了去临近阿基曼（太脏了）的各种远足活动，尽管作家斯蒂芬妮•贝利（Stephanie Bailey）说要确保夜生活“文明得混乱”或“混乱文明化。”
四天的得体之旅结束了。我开始去机场，路上想起了去年匆匆来过沙迦一次，当时我在迪拜呆了一段时间。霍尔策划了一个叫“无论如何”的录像展，来自之前双年展的永久性收藏的十四件作品亮相。展览对暴力进行了反思，面向本地而非国际观众。它是双年展规模的一个小部分，但确是前后具有一致性，指向明确。考虑到本届日程上的变化，长谷川佑子这届并没有吸引太多观众，但来的人却都是有想法的，主要是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策展人，巴西，印度和日本的代表团数量可观。我想这也意味着，沙加双年展将在很长时间内以其特立独行的方式发展下去。
译／ 王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