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八卦消息在外省传得最快。所以还有什么地方比巴塞尔美术馆馆长彼得·汉德申（Peter Handschin）和LISTE 赞助人弗朗索瓦·古茨维勒（François Gutzwiller）组织的晚宴更适合八卦呢？周四的宴会在瑞士乡村一座略带田园风味的时髦庄园内举行，共邀请了两百多人，大部分都是欧洲艺术圈的贵族。也许话题内容没那么带劲儿（或者至少人们躲在一边用德语低声嘀咕的才是真正的内幕消息），但数量绝对够多，就跟现场似乎取之不尽、吃之不竭的鼓丝鼓丝面和准时补充的烤辣椒一样储量丰富，而且服务生都不怀好意地格外性感。发达的通讯技术使身在大巡游其他各站的信息员几乎能即时发布最新进展。手机此起彼伏的振动都在重复同一个消息：十二届卡塞尔文献展办砸了。第二天就要坐近五个小时的火车从巴塞尔赶到卡塞尔，这时谁也不愿意听到这样的消息，但没什么能让我们停下脚步：我们飞越大湖可不是冲着手提袋来的。
如果你先一头栽进了威尼斯或者巴塞尔颓废的吵吵嚷嚷中，那么文献展——姿态严肃（多么德国！）而且私人派对出奇地少——常常让人惴惴不安。“大家都不愿意去文献展，”一位纽约艺术商人说。周五下午我们到达卡塞尔，这时距离正式开幕还有一天，一场大雨从天而降，雨中的小城看起来阴郁又潮湿。卡塞尔曾是启蒙运动的堡垒城市（文献展的主展场弗里德利希阿鲁门博物馆是欧洲第一座公共博物馆），二战后经历了大规模重建。这是一座不平衡的城市，阴沉简朴的建筑群跟卡斯帕尔·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画中的风景混合在一起。
大雨使得露天开幕派对——在漂亮的Bergpark Willhelmshöhe举办——陷入了小小的混乱。（又一条短信：“别去！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黄掉了。”）所以我们打车向下一站进发：在MoMA助理策展人克里斯蒂安·拉特梅尔（Christian Rattemeyer）儿时的家里举办的鸡尾酒会。五年前，拉特梅尔和巴塞尔艺博会新任联合总监凯·索菲·拉比诺维茨（Cay Sophie Rabinowitz）的订婚宴会也是在这里举行。当时奥奎·恩维佐（Okwui Enwezor）的第十一届文献展刚刚开幕，拉特梅尔是展览的媒体编辑，而拉比诺维茨刚开始担任《Parkett》的高级美国编辑。拉特梅尔热心地回顾了一段轶事，说明卡塞尔居民和艺术间非同寻常的关系：一位不起眼的小个子老太太在约翰·博克（John Bock）的装置作品前沉思片刻后对他说：“你知道吗？这种东西博伊斯在72年就做过了，而且做得更好。”
大巡游——艺术界自己的“极速前进”——进行到这个阶段，已经有不少人败下阵来，但惠特尼美术馆策展人沙米母·穆明（Shamim Momin）和“创作时间”（Creative Time）总监安妮·帕斯特纳（Anne Pasternak）仍然屹立不倒，在最顽强大巡游者争夺战中不分上下。同样，鲁贝尔夫妇和贝特·卢丁·德沃迪（Beth Rudin DeWoody）也是少数几个坚持到现在的收藏家，其他大部分人在瑞士得手后就功成身退了。有些人的情绪特别高昂：“贝特在巴塞尔把拿着肛门塞的圣诞老人买下来了，所以她很高兴。” 德沃迪的一位随行人员说。
拉特梅尔夫妇宽松典雅的家里满是优秀艺术品，客厅墙边斜倚的布鲁泰尔斯画作就是很好的例证。克里斯蒂安的母亲埃德准备了许多可口的食品。在连续几周香槟，奶油和羊角面包的轰炸之后，她在厨房马不停蹄地赶制一份又一份辛辣可口的饭菜，暂时化身为众人的慈母，照顾这群艺术界迷失的孩子们，其中包括艺术家克里斯蒂安·扬科夫斯基（Christian Jankowski）和格瓦尔德·罗肯施奥（Gerwald Rockenschaub），画商斯特凡尼亚·博尔托拉米（Stefania Bortolami）和巴勃罗·里奥·德·拉·巴里（Pablo Leon de la Barra），以及英国皇家美术馆馆长诺曼·罗森塔尔（Norman Rosenthal）。
第二天下午，我们逛展览的时候发现每个人都步履匆匆。那些在威尼斯和巴塞尔逗留好几天的人为文献展设置了更严格的时间安排。Rosenthal说他只有二十四小时看展览，而P.S. 1的艺术总监阿兰娜·海斯（Alanna Heiss）站在弗里德利希阿鲁门博物馆门口问道：“我只有两个小时——该看点儿什么？”
问得好。文献展最好的作品——或者至少是最有意思的作品——似乎都只存在于流言中，观众对它们的了解要么来自他人之口，要么来自眼角余光的惊鸿一瞥：艾未未堂吉诃德式的“行为作品”《童话》把1001个中国人送到卡塞尔；西班牙厨神费兰·安德里亚（Ferran Adria）的四星级餐馆“阿布依”提供的神秘大餐（展览将随机选出五十名观众，把他们送到这家著名的餐馆享受大餐）；有关格拉谢拉·卡尔内瓦莱（Graciela Carnevale）1968年在阿根廷城市罗萨里奥做的行为作品的记录碎片，当时她把一群前来画廊看展览的观众反锁在了一间展厅里。（这不是我们都有的冲动吗？）而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作品大都充斥着平庸之气。
在弗里德利希阿鲁门博物馆和新建的Aue-Pavilion里转过一圈后，我只隐约记得备受煎熬的作品怎样绝望地挂在分隔墙上。再走一圈，这种印象也没有得到多大改观，尽管我的确发现了一些晦涩的联系：例如，希托·斯特耶恩（Hito Steyerl）关于日本绳缚文化的好玩儿录像“可爱的安德里娅”被巧妙地放置在崔莎·布朗（Trisha Brown）的表演/装置作品“森林的地板”上方，而在崔莎的作品里，“行动者”通过悬在半空的衣物缓慢攀爬——两者结合在一起，集中表现了文献展教育和限制的原则。“绳子”到不远处希拉·高达（Sheela Gowda）的装置作品（解开的绳索）那儿完全松开。整个文献展充满了晦涩难懂的借代，含糊不清的美学逻辑。组织者罗格·布埃格尔（Roger M. Buergel）和露特·诺雅克（Ruth Noack）似乎把他们私下的玩笑放在了观赏愉悦和美学优雅之上。
开幕当天，布埃格尔不耐烦地忽略了所有艺术界的掠夺者，宣称文献展的指导原则是一种不可言说的“超地方主义”，是为那些“非专业观众”设计的。用这种前后矛盾的逻辑来躲避批评实在拙劣——如果你不喜欢，它本来就不是为你而设计的。更别提神秘的“非专业观众”从不还嘴：如果你的教育程度足够让你有自己的看法，那么你就不再算非专业观众了。
回顾过去两周的狂欢，我忍不住想也许艺术圈八卦是最好的超地方主义媒介。也许戴维·汉默斯（David Hammons）对这点最心知肚明：他在敏斯特雕塑大展（大巡游的最后一站）上的非正式参展作品（有过正式的汉默斯作品吗？）——艺术家杰瑞米·德勒（Jeremy Deller）通过沃克艺术中心（Walker）策展人彼得·埃里（Peter Eleey）得知——传说是他将尝试预测开幕当天的天气。流言是否属实其实没什么关系；它在观念上给我们带来的刺激关键就在其最终确认被无限推迟。（当然前提是这件作品的确存在，而不是德勒和他的工作人员搞的恶作剧。）
后来我们彻底放弃了看展览，开始漫无目的地在卡塞尔城区乱逛，寻找吃饭的地儿，最后在弗里德里希广场上撞见孤单一人的克拉丽莎·达尔林普尔（Clarissa Dalrymple）。她告诉我们派对“大篷车”已经出城了。克拉丽莎什么都知道，所以如果她都无事可做，晚上基本上就只有看电影了。我们的确去了。她邀请我们观看文献展电影单元的开幕影片：罗伯特·罗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的《意大利之旅》。达尔林普尔坐我左边，屏幕上是英格丽·褒曼的倩影，阴沉的卡塞尔暂时变成了最时尚的一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