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下飞机前，广播里传来空姐亲切的声音：“机舱外地面温度，19摄氏度。”此时的北京正饱受着36度高温的炙烤，很难想象在成都却可以遭遇如此清凉消暑的局面。整个城市暗沉而复杂，却并不显得阴冷，反而因为雨水随即可降落的姿态而得体的温润。在去往A4当代艺术中心的路上，一些新的不知名楼盘与建筑正拔地而起，宽敞的马路上车辆明显比去年来时又增加了许多，天际线出现了新的构造的痕迹——但总体来说，在一个以变化为常态的国度，这里的一切都显得不温不火，且不那么机会主义。
A4也有变化，到达时发现门前那颇有莫奈花园气质的池塘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正在建设中的停车场，懒洋洋的工人正在用水泥开展着新的造园运动。距离“声场与视域——国际声音装置艺术展”开幕还有一天，个别作品正在做着最后的调试，不过艺术总监孙莉还是带着我在展场中周游了一番，对每一件作品进行了详细的解读。“这个展览从意向到筹备，再到最后的实现，差不多用了两年时间，”孙莉对于每件作品都如数家珍，“我们对这次展览的投入很大，购置了很多设备，在空间上也为声音艺术的展出做了很多调整。”项目整体来自法国里昂的声音研究机构Grame（国立音乐创作中心），这是一个既松散又严谨的研究组织，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音乐家、表演者、艺术家以及科学工作者，成员却并不固定，其目的在于为成员提供一个富有弹性与延展性的平台；而作为Grame创办者的策展人James Giroudon是“具体音乐“（Musique Concrète）学派的传人，具有档案色彩的《关于Pierre Shaeffer》（Around Pierre Shaeffer）正是向该学派开创者致敬的作品。“具体音乐”的问题意识建基于破除声源等级的基础上，所以展场内充满各种奇异的发生器物与装置，几乎都可还原为对某一具体环境与情景的声音描述，然而早期Shaeffer所反对的电子音乐却难以避免的在场，声音艺术成为某种“设备”艺术的现实也许是其开创者无法料想的。
Giroudon的英文很差，不过倒是反衬出他特有的法式严谨气质，开幕式上他用法语完成的长篇策展人致辞俨然是声音艺术史的普及课程。“我们是和一群处女座在一起工作，”策展人李杰笑谈道。处女座气质的表现十分突出，比如，在展览筹备阶段，艺术家们纷纷对于设备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虽然最终在成本问题面前达成妥协，但在布展期间又展示了令人发指的专业精神，甚至在开幕后第二天依然要求加班。不过，这些平日在西方优渥体制内被滋养的过于舒适的专业主义者，在发现中国山寨器材的神奇之处，尤其是在亲身领略了成都丰富又价格低廉的电子元件市场的风情后，被彻底征服，并在之后的几天魂牵梦绕。这导致馆方不得不在开幕后为艺术家安排的游览市区行程中添加了电子城一站，“技术宅”本色可见一斑。
声音作品复杂的调试工作正在一件件小黑屋中秘密进行，而A4本就非常规的展览空间已被重新布置，“必须创造出一种新的路径，使不同楼层的作品可以融合在一起，”策展人Giroudon为了确认空间的可能性，去年10月就来到A4实地勘察。展览准备堪称充分，不过依然不能算一帆风顺，比如最后的海关运输环节就出了叉头，两吨多的器材暂时不得出关，这也导致最后的布展时间颇为紧张。参与作品《独块巨石》（MONOLITH）的一位声音工程师就坦言，在法国很少能遇到布展到最后一刻的情况，一般一周前就万事大吉了——不过也算是一种很有趣的“速度体验”。这不仅让人想起成都当代美术馆（Chengdu MOCA）正在展出的 “时空之间，艺术家作为叙事者”（Entre –temps, l’artist narrateur），据说开幕前两个月还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发生。同样来自法国，这个大型群展几乎囊括了目前法国当代艺术领域中最为重要的一批艺术家，包括Adel Abdessemed，Christian Boltanski，Dominique Gonzalez – Foerster，Camille Henrot，Pierre Huyghe以及Philippe Parreno等，这样的阵容在国内展览中并不多见。成都当代美术馆的硬件条件较之A4也堪称“高大上”，全木质地板颇有欧洲美术馆的味道，最近又从一处空间扩充为两处，面积倍增，充分体现了公立机构各种有形及无形的优势。不过当代馆同样有苦水可吐，机制的不灵活使他们颇为羡艳A4在机构规划上的自主权力。
适逢中法建交五十周年，“声场与视域”亦成为了该框架内的活动之一，接受了法方使馆的资助，因此开幕式难免多了一些外交辞令。遇到很多去年结交的成都朋友，声音艺术家李琨自然对展览流露出特别的兴趣，并谈及很多乐理上的话题：“其实到了晚年Shaeffer对‘具体音乐’这个概念是存在自我怀疑的……”——一个很棒的新展览的主题；而纪录片导演马占冬的新的拍摄计划又属于那种不能对外声张，只能单人独骑、只身冒险的敏感题材。千高原艺术空间负责人刘杰则对当前的经济政治形势展开了自己角度独到的研判，大环境下画廊的严峻经营形式让他对未来充满了各种不确定的感知。但在成都的傍晚，和着温良的夜风，这一切似乎都变得可以接受。在一个名为“天台串串”的餐馆，与几个友人享受美食之余，深深感到西行的第一站并不需要过多的反思与批判。
文／ 杨北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