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德拉甘，你得让我和泽丹卡去，我们去太空绝对会很棒”，凯特•富勒（Kate Fowle）坐在黑色小商务车的后座上恳请说，她的旁边坐着策展人泽丹卡•鲍多维娜克（Zdenka Badovinac）和艺术家德拉甘·兹瓦迪诺夫（Dragan Zivadinov）、卢切扎·博亚杰夫（Luchezar Boyadjiev）以及罗曼·乌兰杰克（Roman Uranjek）。我们一行人正从位于莫斯科高尔基公园的车库当代艺术博物馆（Garage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的临时展馆，前往喧嚣的比罗咖啡馆，参加为2月5日开幕的展览“自由的文法／五堂课：‘艺术东2000+收藏’作品展”（Grammar of Freedom/Five Lessons: Works from the Arteast 2000+ Collection）举办的私人晚宴。
作为新斯洛文尼亚艺术（NSK）的创立成员之一，兹瓦迪诺夫也是一位曾七次进入平流层的候选宇航员，他将自己的日常工作描述发展“太空文化政策”。这个上午，他参观了被限制进入的星城（Star City），对此他自然地保持了缄默。不过，他还是满足了一下我们的好奇：他向我们介绍了在开幕上与他攀谈的老者尤里·鲍特林（Yuri Baturin）——这位宇航员曾两次进入太空，现供职于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同我来往密切之前，尤里可没想到他的研究兴趣会和艺术有什么关系”，兹瓦迪诺夫得意地说到，“但现在，他可是为不折不扣的艺术爱好者。”
“德拉甘，太空。我们在说太空，如果你能让我和泽丹卡去太空的话，”富勒提醒道，“在威尼斯双年展前我可还没接任何别的事情。”对于这位车库当代艺术博物馆的首席策展人来说，这一周或许还算空闲，不过接下来的夏天却足够让她忙碌——伴随着库哈斯为博物馆新设计的建筑物在六月的落成，博物馆将迎来里克力·提拉瓦尼(Rirkrit Tiravanija)的个人项目。在过去的三年中，博物馆使用着由日本建筑师坂茂（Shigeru Ban）设计的临时展览馆。此次搬入新馆，博物馆则对兹瓦迪诺夫担任了二十多年馆长的卢布尔雅那现代美术馆（Moderna Galerija）的“艺术东2000+收藏”进行了历史性的梳理。这是一次姗姗来迟的展览。正如富勒所述：“当我考虑是否要接这份工作时，这是我和泽丹卡讨论的第一个项目。这个国家还从没有过这样一个展览，将俄罗斯艺术家置于东欧的背景语境下审视。”
此次展览由兹瓦迪诺夫、车库当代艺术博物馆策展人白雪（Snejana Krasteva）、卢布尔雅那现代美术馆的波加娜·皮斯科（Bojana Piskur）联合策展，展览通过“课程”的主题门类组织起这些来自六十多位艺术家和团体的作品，并以他们对社会主义的集体经验松散联结（不管这种经验会有多么相异，例如哈萨克斯坦艺术家伊尔波辛·梅尔迪贝科夫／Yerbossyn Meldibekov和他的波兰同行卡塔兹娜·柯兹拉／Katarzyna Kozyra）。展览着重呈现了这一风格的经典之作，如艾恩·格林格瑞修（Ion Grigorescu）于1977年创作的开创性的电影《拳击》、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1974年的备受争议性作品《节奏0》、斯蒂林诺维奇（Mladen Stilinovic）1977年的标志性作品《工作中的艺术家》、以及桑尼亚·依维科维奇（Sanja Ivekovic）1979年粗鲁大胆的行为作品《三角》，同时也含括了活跃于过渡转型年代背景下的艺术家，如铁木尔·诺维科夫（Timur Novikov）、丹·皮乔沃维奇（Dan Perjovschi）、尼德克·索拉科夫（Nedko Solakov）和科·迪拉特（Chto Delat）。展览潜藏着一股受压迫者的氛围。克拉斯米尔·特尔泽夫（Krassimir Terziev）的时长一小时的电影《特洛伊之战》（2005），描述了由沃尔夫冈·彼得森指导、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电影《特洛伊》在2004年的拍摄中，保加利亚临时演员所受到的令人发指的待遇：这三百为临时演员装扮成黝黑性感的半人半神形象，以一种含糊的“地中海”式风格（以其黝黑特征）同时扮演着两方军队的前线战士，而酬劳尽相当于墨西哥临时演员的一小部分，或者说仅相当于所使用马匹的经费。在对参与者坦诚的采访中，特尔泽夫为我们放大了这一甘心忍受着其传言中可有可无地位的作为“背景”的国家的真实图景。
为将政治观念在更为表演性的层面实践，新斯洛文尼亚艺术（NSK）在展览中设立起临时大使馆，作为“协作的力量”教案的一部分。NSK于1984年以伞状组织结构成立，含括其他团体如Laibach乐队、IRWIN、以及兹瓦迪诺夫创立的受宇宙主义者启发的“西庇阿·纳西卡的姐妹剧团”（Theatre of Scipio Nasica’s Sisters）。NSK后宣布自己以“国家”形式存在，并以其独有的邮票和护照（至今已发行一万四千本）来巩固这一存在形式。富勒填写了护照申请表，而IRWIN的成员波路特·沃格尼克（Borut Vogelnik）则对我讲述了其团体近期走访尼日利亚的经历——在那里，NSK的身份被绝望的避难寻求者混淆为可通行使用的旅行证件。当遭遇到这些可能的申请者时，艺术家们纪录下了这些令人些许痛心的互动。“我们解释说这不过是个艺术项目，但谣言却被传出，人们说我们之所以这样说不过是为了让他们停止申请”，沃格尼克边说边伤感地摇了摇头。这一带来实际影响的有关艺术意图的冲撞是对展览所隐含“永恒的失败者”的叙述为数不多的侵犯之一。
更为延续展览纲领的是第二天晚上的讨论会“在灾难中联结”，活动集合了十位艺术家和策展人，在博物馆令人印象深刻的教育中心里举办。根据主持人白雪（Krasteva）的描述，讨论会的意图旨在理清展览标题中所包含的矛盾性：标题中隐含着自由都可能被文法束缚之意，更不用说具体的定义。在克里斯蒂娃机敏的开幕致辞后的几分钟，策展人威克多·米斯阿诺（Viktor Misiano）便表明“自由”是一种完全依赖于其语境的概念：“评判其相对价值的唯一途径是理解它在特定情态中自身的功能。” 博亚杰夫则脱离语义，回忆起在80年代，他将自由与美国电影中的画面相混同的浪漫经历。“自由是给初级者的”，他总结道，这一表达也得到了在场大部分观众的赞同——几乎全部。“我必须反驳你，我的朋友”，兹瓦迪诺夫却打断道。“自由不是给初级者的。”此时，这位艺术家陷入了悲痛的回忆之中，他讲述了曾为一件未指明的艺术作品而身处监狱的经历。“很抱歉，我表达了这么保守的观点。但当我与两个谋杀犯禁闭于同一件狭小牢房，因绝食抗议而被鼻子插管强迫进食之后，我才开始理解到真切渴求自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此时此刻，讨论中的其他重要主题——俄罗斯“当下的境遇”、“当前的形式”——不论用什么形式称呼它，从小憩中被唤醒。观众们展开对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和巴尔干战争之间牵强拼搭的比较，直至对话被顺水推舟地引向抵制购买这一话题。克里斯蒂娃直觉性地将话筒递给科·迪拉特的成员奥尔加·伊格罗娃（Olga Egorova），她在去年曾带头抗议Manifesta双年展。奥尔加一时不知作何回答，将麦克风传给了旁边的米斯阿诺，却来不及意识到米斯阿诺不但是Manifesta的创始成员之一，而且至今仍是其董事会主席。伊格罗娃为自己的冒失红了脸，而策展人却给予了温和的回应，并发誓说如果艺术家都接受既定的基础构造那将使他感到失望。至此，博亚杰夫引用彼得·彼得沃夫斯基之言：“民主非伟哥。”“或许我们可以以‘自由是伟哥’作结？”他笑着说。这当然也激起了热情的讨论。
文／ Kate Sutton
译／ 钟若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