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北京到西安，六个小时的高铁车程，从古都到更老的古都，不过这种历史距离很自然地被中国现代城市千篇一律的外观抹平了，并未明显感觉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天气照样炎热，道路照样拥堵，连“二环”这个地理标示都是一样。搭六个小时的火车去看展览细想起来确实有点荒诞，尤其实际情况是我打车十分钟右拐两次就可以看到王光乐最新的作品（却还没有成行，只能在见到艺术家本人时一壁抱歉着），或者再多拐几次，就到了赵要的工作室，制作过程都能尽收眼底。不过讲座时的满场和观众的热情提问却也让我微微检讨了一下自己的“玩世不恭”或是“愤世嫉俗”——几周前的UCCA报告厅，另一个满场的（自然，场的大小有异）关于“全球化”的讲座上，我曾经的深切体会：即便在所谓的“全球化”背景之下，“去中心”对于来自“现代主义的原始版本”（鲍德里亚）的美国学者和身处“第三世界”的我们来说也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感受。鲍德里亚说他们欧洲是加了字幕或者配了音的版本，那我们呢，盗版？地方之于北京、上海，枪版？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不是随便贴个标签就能各自安居其位，事物总在变动之中，更无高低之说——受过训练的观念是这样认为的，何况连“盗版”都已经确立了自己的美学主体性了——艺术家创作有site-specific，是否展览亦是如此？ 而六个小时的位移也确实在心理上起了一些作用——惯性的标准有所松动，但另一方面，却也无法做到全然的宽容并蓄，两种态度一路争执。西安OCAT秋季新展“与绘画的动作有关”的策展人蒲鸿也对“标签”这个词抱有一种势不两立的坚决态度 ——“把绘画从明确、已知和既成中拉出来，让它的含义变得模糊、不安全和闪烁其词。” 上午十点，空荡荡的展厅里，策展人带着五、六个媒体人导览，负一层是杨述、没顶公司和王光乐，一层徐红明、王川、丁乙和赵要，二楼则是张恩利刚刚完成的“空间绘画”，八个“在方式、过程、和诉求上毫无可同约性”的艺术家，“由纯粹视觉主义的命题出发……来完成对视觉中心主义的一次反击”。 我一遍遍地听到响亮的、回荡的“这个很有意思”。哪儿有意思？较之什么有意思？这可是个危险的问题。策展人着力击打的对象本身是否仍然健在确是个让我疑惑的事儿——所针对的究竟是学院的保守还是市场的保守？当视觉中心主义早已被去中心化（至少在概念上），当模糊、不安全和闪烁其词都已进入“已知”的范畴（连本土出产的“不确定”这个词也闪烁了太多年，甚至已经走出国门进入一线国际美术馆），这种貌似激进的逆行无异于一种“鞭尸”的行径了，而我自认并非一个走在时代前沿的观察者，对物本体和后网络都一窍不通；而从“群体”、“流派”回到对“个体”实践观照的提倡，让我疑心回到了世纪之交——现代、当代，中国式现代、中国式当代，neo-，post-，甚至after，不知该在哪个框架内着手才能号到其命脉。可这时又有一个小声音在提醒——切勿势利眼，你人在古都西安，正该是为人方正之所。不过即便是在北京，一篇以“新自由主义”为背景的批评文章亦可引发半月有余的饭桌讨论，“你看了吗？”，屡次被问，带来一种错乱感——我们是见多识广还是消息闭塞？新自由主义到底是有多新，引得众人如此？刺激来自文章角度的前卫还是长久以来各式声音的匮乏？
下午的讲座再次把我带回“西安时间”，看观众的反应，仍旧可以构成一个颇为完整的交流，顺便也发现了自己对其中几位艺术家日常“动作”的了解匮乏——本来绷紧的神经又和缓下来，内部“反击”、“挑战”（策展人语）的厮杀感让位于外部接收时你来我往的彬彬有礼。只是徐震和赵要两位艺术家的缺席既在意料之中但又让人觉得遗憾——占据了整个下午的讲座显得太过中正了，似乎少了些“妖异”之相。同一位媒体私下闲聊，他说展览还是平了，可把没顶公司的创作原材料放在作品前，或者重现赵要工作室的制作过程，再不然让观众也像王光乐一样每天刷上一遍颜料。我不免又在心里默默嘀咕了一句：当真吗？不过在这里，也许当真公共教育比之内部学术探讨更具“在地性”。与一切“非中心”城市一样，当代艺术在西安必然面临一种距离和时差造就的错位拼贴之感。相对于武汉或者重庆，这里似乎在中国当代艺术版图上又晦暗了半个色调。我的一位前同事现在在OCAT西安馆工作，说起来也对这个家乡城市有着诸多不适，这让我想起去武汉时碰到另一位从前在北京认识，又回到武汉的熟人对自己的城市感到的落差。说起来像个笑话，我去过武汉两次，三次被人带去同一家酒吧——当地最“文艺”（所以也是最“中心”）的酒吧。这次在西安，我们在威斯汀晚饭，在装饰了霓虹灯管的城墙下喝酒，并没有十分文艺，反倒好像很商务。不过最让我吃惊的还是在西安见到了几位本地藏家，跟我们说话时一口标准普通话，自己交谈时又操起了陕西方言，切换之间，如同他们提起中国当代艺术界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时一样熟练和自如。我盛赞他们的普通话，他们答说这都是在国外生活多年的结果。我小心翼翼地打听了其中一位的日常职业，他答“拍卖和典当”。“典当”这个词瞬间在我脑中勾起一种很古典又很危险的联想。藏家们也抱怨着，西安整个城市的架子好像是搭起来了，但消费甚至不如兰州，“兰州的面都要十八块一碗，我们这里没有人吃十八块的面，都是十块。”想起开幕上遇到无处不在、分身有术的包一峰，说他的下一站是要去银川看一个新建的美术馆。原来中国当代艺术版图的疆域之辽阔，已经可以西出阳关，只是我的视野不够宽广，对时空叠加交错的认知仍旧局限。
回北京的火车上开始翻译九月杂志里本雅明·布赫洛（Benjamin Buchloh）一篇超长的对于本届威尼斯双年展的评论文章，“恩维佐强调来自不同地缘政治语境的声音……”我习惯性地在“后殖民”版图里寻找“我们”，却发现“我们”和印度一起出现在了另外一个对“新殖民主义”严厉批评的段落里，作为浪潮中的新贵，紧跟在美国和欧洲之后。而这其实也早已不是新闻。只是在文化版图上，这种身首异处的双重／中间身份却显得十分平淡无奇——半个中国艺术家的名字也没有看到。段落与段落之间的距离里容纳下的，是老派美国知识分子的忧思和激昂，是我把诸多术语找到合适中文对应的费力，更是映照了“中心”和“非中心”之间的时差和由此而来的不适。不过更让我感觉恐怖的是另一个对于地理距离和时间速度的下意识反应——威双不是早过去了吗，怎么还絮絮不止地谈论？而实际情况是，我从未前往威尼斯。
文／ 郭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