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当国内艺术圈齐聚三亚海滩时，一场以“亚洲”为主题的展览在日本广岛市现代美术馆悄悄开幕。位于比治山公园里的广岛市现代美术馆在已过初冬的十二月显得安静和冷清。开幕前一天赶去探班的我上山一路上除了两三个跑步的人，见到最多的就是公园里等吃午饭的野猫。
其实，这场由歌德学院牵头发起，黄建宏、神谷幸江、Kim Sunjung、卢迎华四位分别来自台湾、日本、韩国和中国大陆的策展人联合策划的巡回展览今年2月在首尔Art Sonje Center已经进行过第一次展出，第二站广岛之后，明年还将巡回至台北关渡美术馆。展览标题“不协调的和谐”指向的是“亚洲想象”，正如策展前言所言，这场展览旨在“通过艺术与知识层面的努力，重新审视和理解亚洲现状”。
同在12月开幕的广州三年展也摇身变成亚洲双年展，让人忍不住要借孙歌老师的说法问一句：我们“为什么谈亚洲，如何谈亚洲”。策展团队四位策展人当然提供了各自的理论叙述，并在一年的准备期内围绕该主题采访了若干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学者，部分采访视频与参考文献资料在展场可以看到。且不论这些文本或论述之间的联系与差异如何回应展览主题，作品本身是否如策展人所言，“通过揭示并认识亚洲（东亚）地区在文化、意识形态和历史条件及其政治来源上的不同，凸显亚洲想象形成的开放过程”—估计就见仁见智了。
的确，从四位策展人选择的艺术家和作品中不仅可以看出各人的偏好和侧重点，也能感觉到整个团队很用心地避开了统一论调。很多作品并未直接处理“亚洲”这一宏大主题，即使明显靠近政治社会议题的作品在指向和操作方法上也千差万别。因此整体印象是大部分艺术家仍然延续一直以来的创作线索，而这些线索聚集到展场仍然基本处于平行状态，鲜有交集，借用艺术家吴曾在回答前期调查问卷时的说法，作品有点儿像只是“简单地共同占领一个空间”。（共16位参展艺术家回答了这份由四个问题组成的问卷，问题包括：你对“和谐”或“不协调的和谐”如何理解？你对亚洲的想象是什么？你对亚洲有什么看法和认识？作为对上述问题的回应，你将提供什么样的作品？）
这究竟是策展人努力追求“和而不同”或“不协调中的自由与多样性”的结果，还是团队作战时难以克服的“平行宇宙”现象的显现，我们不得而知。这也是为什么在看到田中功起让五名钢琴家联弹一架钢琴，五名陶艺家合做一件陶器或者让京都高中生共同讨论战争记忆和宪法九条问题的录像记录，以及Koo Jeong A 用108块环形磁铁制作“雕塑装置”时，我最先联想到的不是现代社会里的参与式民主或东亚地区各国之间不可见的相互作用力，而是四位策展人之间以及策展团队与各个主办机构、承办机构之间的协商和博弈。
说到博弈，就不得不说到此次展览上一场小小的审查风波。刘鼎的《卡尔·马克思在2013》（2014）在广岛展场变成了三块蓝屏，因为艺术家的作品在中国海关被扣留，经询问，原因是相关部门认为“这件作品不适合此次展览的主题（不协调的和谐）”。“我过来之前都没人通知我作品被扣了，”刘鼎一脸平静：“我在上海展了三个月也没事啊。”的确，这件记录中国官员去伦敦马克思墓前参拜的作品不仅在国内画廊展过，在今年2月首尔Art Sonje Center的展览上也顺利展出了。19号开幕之后下午的圆桌讨论期间，刘鼎在讲完审查方面每个人“经验的偏差”问题之后，不忘云淡风轻地补上一句：“今天在日本，同样因为中国的力量，让审查继续发生，我觉得非常奇怪。”
而旁边在去年上海双年展时同样遇到过审查问题的陈界仁则如斗战胜佛一般静静听完三个多小时各方发言，最后只回应了三句心得：“我们在哪里打坐，哪里就是寺庙；我们在哪里祷告，哪里就是教堂；我们在哪里生产关于艺术的事件，哪里就是艺术空间。”当然，这一警句般的心得并不是针对审查，而是针对当天下午的议题：艺术家的另类实践（包括艺术家创办的另类空间）。已经被三个小时中、日、韩、英四国语言交替传译搞得疲惫不堪的发言人和听众对于如此精简的总结陈词自然都感激涕零，圆桌讨论也在一片协调的和谐气氛中宣告结束。
开幕晚饭时我问黄建宏，为什么一个以“亚洲”为关键词的展览要讨论“另类实践（空间）”。黄老师耐心解释道，歌德学院最早提议谈社会介入（估计对准的是香港和台湾的大规模民主化运动以及日本国内今夏的反安倍游行），但是跟首尔展览的性质不同，这次的合作伙伴是美术馆，经过多方协商，最后定了“另类实践”。多方协商的具体过程外人无从得知，但一天下来叫人愈发感觉，以“亚洲”为考察对象的展览与其说是对艺术家的挑战，更多考验的还是策展人（或研究者）的想象力和博弈能力。毕竟在艺术领域之外，这个被我们称为“亚洲”的场域已经堆积了太多失去协调通道的“不和谐”。
关于亚洲的理想，日本思想家竹内好在1960年的演讲《作为方法的亚洲》中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他认为，为了让源于西欧的优秀价值（如平等、自由）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普遍价值得以实现，需要东洋（亚洲）反过来重新包裹西洋，进行一次文化和价值上的反卷，在这个过程中让西洋本身也发生变革。一向被认为西方从属的亚洲在竹内好的眼里具备将西方价值真正提升到普遍性层面的关键力量，这一说法让人禁不住想到瓦尔特·本雅明围绕“纯语言”对原作与译作之间关系所做的著名论述。一向被认为从属于原作的译作被赋予了“在自身诞生的阵痛中照看原作语言成熟过程”的特殊使命。文中关于瓶子的比喻相信让所有读过的人都印象深刻：“如果我们要把一只瓶子的碎片重新黏合成一只瓶子，这些碎片的形状虽不用一样，但却必须能彼此吻合。”对于本雅明而言，这只瓶子是“真正的语言”（纯语言）；放到此次展览来讲，这只瓶子不就是“不协调的和谐”所向往的“亚洲”吗？而一边面对艺术家创作，一边游走于不同文化、团体、政治力量之间的策展人或研究员此刻最需要的，也许是更加积极、更富想象力地思考自己作为“译者”的任务。
文／ 杜可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