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我们花三分之一的时间来处理各种签证，三分之一时间来考虑经费的事，还有三分之的时间派对。”这句话来自11届光州双年展开幕第一天的论坛上，这个论坛名叫“致一切作用因素”（”To All Contributing Factors”），组织者召集了全世界约一百个小至中型艺术机构、空间、自我组织团体，不仅是一次相聚，也是向这些中小艺术组织的致敬：它们都是本届双年展的一部分，被称为“双年展伙伴”（fellow）。艺术总监Maria Lind和策展人Binna Choi希望以此为契机探讨艺术生态中关于价值和规模的问题，她们认为这些“伙伴”们在业内看起来地位微薄，然而正是因为它们的独立、实验性，无论从合作的艺术家，还是对展览形式的探索及对议题的关注等，都对主流艺术界产生了毋庸置疑的“延迟价值”。这一百个机构中包括上海的上午空间、香港的Para Site等。
开幕论坛是本次双年展错综复杂的公共活动中的一项。除此之外，双年展在光州本地的Daein室外市场里的Ugro项目空间举办“每月集会”，活动内容包括作品放映、艺术家交流、读书会等，由光州艺术家合作团体Mite-Ugro主持，他们也是这次策展团队中的“本地策展伙伴”，体现出双年展积极与本地艺术与文化社区互动的意图。一个名叫Infra-School的巡回公教活动从去年年底起就已经在韩国不同高校和美院里展开，每一次都有双年展核心策展人或艺术家进行讲座、分享会、批评会（crit）。很明显，策展团队希望双年展不仅仅发生在固定的展览空间中，而且成为一个时间和空间上能够渗透和延伸的事件。这是今年光州双年展最为特别的地方，也应和了展览标题中的问题：艺术何为？（What does art do?）
我到达的第一天也是预展的第一天，然而展厅里却还像进行到一半的工地：布展未完成的艺术家焦头烂额，而前来“预展”的媒体和观众已经在悠然观展，二者形成鲜明反差。艺术家Lili Reynaud-Dewar在为我坐在上面看视频的靠垫剪去产品标牌时说：“明天就要开幕了，到现在什么都没弄好，你总是在等这个等那个，太混乱了，但是到开幕的那一秒，Bang！一切都好了！每一次都是这样！”可是在9月2日开幕时，艺术家Hito Steyerl的录像房间门口和Natascha Sadr Haghighian与Ashkan Sepahvand的互动装置前“仍在布展”告示牌仍旧没有撤走，这倒是对于“一切作用因素”的极佳体现——一个干净，光鲜的展览覆盖了多少混乱、焦虑，以及技术上的不可预知。
Maria Lind在媒体发布会介绍双年展的策划过程时透露，最初约有28位艺术家受邀在一年前拜访光州，并基于一次或多次造访来激发创作新作品，策展团队从这些艺术家的工作进程中寻找双年展的理念方向，同时前往世界各地调研，选出更多艺术家，并细化策展方案，最终一共有101位艺术家参展。Lind表示，双年展的意图不是呈现“艺术为何”，而是“艺术何为”（what art does, not what art is），她认为当代艺术就像12世纪波斯哲学中的“想象域”概念，也即展览标题中的“第八气候”，这是介于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世界，它是无形的，然而真实，因为其中的知识充满前瞻性，正如“当代艺术具有对未来产生启示性以及真实影响力的能力。”
Lind提出的另一个重要论点是，艺术需要能够表达出“共同的担忧”。这种“共同的担忧”其实也是一个城市双年展的立足核心。今年的光州总让我想起四年前的卡塞尔，这两座城市都不是所在国的重要城市，也没什么奇景或特色——要是置于中国国内，不过是三四线城市罢了。如果没有重要的艺术事件，我们这些人根本不会光顾光州或卡塞尔；而对于当地市民来说，这每两年/五年出现一次的大批外国人，空降后数日又大规模撤离，倒是一种奇观。如果不是对周遭社区、对本地的当下问题或诉求有所意识的话，双年展很可能成为城市中的“飞地”，不同城市双年展之间也便可以互相调换。因此，如何与城市和市民建立起一种并非“利益”交易，而是共同谈论与共同面对问题的机制，成了今年的主要议题之一。
光州是韩国第六大城市，历史上以食物加工业和汽车制造业为主。如果硬要说特点的话，这个城市最引以为豪的是，1980年在这里爆发的“5•18事件”已经成为韩国民主化进程的标志，甚至被誉为亚洲的巴黎公社，也是韩国近代史上社会命运的拐点。城市中有多处纪念该事件的地标：一座广场、一座文化中心、一座档案馆以及一个纪念公园，距离当时事发最近的地铁站的设计也以起义为主题，而光州双年展的部分创办意图也是从精神上继承“5•18事件”的遗产。每一届双年展都会有艺术家对这段历史进行调研或回访。今年位于主展厅的大型装置《给生者和死者的Nokdu书店》即是一个典范，作品来自西班牙艺术家Dora García。Nokdu书店被誉为5•18民主运动的温床，当时，光州市民聚在书店里讨论时事、制作传单。García经过原书店的创办人Kim Sang-yoon先生同意，用木质结构对书店进行了重建。于是，Nokdu书店在双年展期间“重新开业”。这家位于美术馆内部的书店不仅出售与艺术、理论和革命相关的书籍，还展示一些历史文物并举办聚会，让亲历5•18的市民来与年轻人和美术馆观众分享往事。
那些在主场馆之外——大部分为场地或语境特定——的作品为我们这些“外国人”提供了一个认识这座城市的渠道，虽然只能是碎片的认识，但却是双年展的关键所在。位于当年事件发生地锦南路上的5•18档案馆是双年展十处左右的场外选址之一，策展人Binna Choi在这里策划了一个迷你展览，其中，Christian Nyampeta为档案馆制作了一些休息装置——作品将休息概念化为一种抵抗手段，并在一楼入口处的展示箱中安插了一部录像作品。墨西哥小组Cooperativa Cráter Invertido展示了他们的印刷物以及一部将墨西哥学生运动与光州事件重叠的电影预告片。这11位在艺术院校认识的年轻创作者专注于用艺术激发社会和政治意识。助理策展人Margarida Mendes介绍说她前去拜访小组“基地”时，成员们会在厨房餐桌上共同绘制这些出版物。放映室播放了艺术家组合Jasmina Metwaly和Philip Rizk的电影《在街上》，其中，数位埃及劳工讲述并演绎了他们的工作遭遇。
主展厅里，Dora García突显了光州事件的自我组织特性；而5•18档案馆中这个与空间和历史语境都息息相关的“展中之展”，同样将合作、共享、意见表达、自我组织等当代艺术中的任务与一次改变历史进程的事件并置，这些都与“艺术何为”以及“一切作用因素”息息相关。
其他有趣的“场外”作品：Apolonija Šušteršič和Dari Bae合作的项目《Guam-dong总体规划》常驻位于光州外围的Guam-dong社区中心，她们定期召集居民坐在一起讨论社区的现存问题，并试图通过与官方接触解决这些问题；另外，他们还设计了一款桌面游戏，将社区空间、基础设施、居民需要等因素汇聚为轻松且直观的体验；Daein室外市场中除了有每月集会以外，还有一个店面专门制作艺术家Michael Beutler的纸香肠；荷兰设计工作室metaheaven作为参展艺术家创作了只在网上放映的《信息天空》（Information Skies），并为双年展及其论坛设计了两本画册。
上文提到的空降观展团大规模撤离在9月3日达到高潮。由于光州到首尔（国际航班始发地）的火车票售罄，大家只得选择坐车到首尔，外加长途汽车票网站无法用国际信用卡订票，2日的深夜，我疲惫地来到汽车站订票，却在那里遭遇了一大群背着双年展帆布包的外国人，不知所措地围在售票窗口。他们早上五点就得离开光州，但是买不到票——语言不通！与我一起到达的双年展工作人员如同沙漠中突然出现的绿洲，让所有人看到了希望。而已经为招待国内外媒体劳累多日的工作人员只得硬着头皮为大家翻译……我趁此机会与另一位工作人员闲聊，他住在首尔，曾在大连留学两年，开幕这几天过来兼职工作，当国际媒体团的“领队”。这些琐事是否属于双年展？事实上，正是无数麻烦的琐事构成了双年展，而不仅仅是展厅的呈现。是否可以有一次，让我们谈谈“一切作用因素”？
文／ 张涵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