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去台北双年展预展前被暴雨困在东门车站附近，顺便就跟朋友去吃了著名的台北鼎泰丰。朋友提醒我注意店内服务员胸前的国旗徽章：“会日语的服务员别的是日本国旗；会英语的是美国国旗。”随意一句突然让我生动地意识到自己所在这座岛屿的复杂性：它是中华民国领土，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的“中国台湾省”；它是以美国国内法形式存在的《与台湾关系法》的适用对象，同时又在新《日美安保条约》覆盖范围内。
在这片主权仍处于争议状态的土地上如何探讨“主体性”？这似乎是台北双年展主办方台北市立美术馆长期执着的问题。1996年首届双年展的主题就是“台湾艺术主体性”（美术馆三楼正在展出的回顾展“朗诵／文件：台北双年展1996-2014”回溯了双年展二十年走过的历程）；9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馆长林平致词时也表示，本届双年展希望为国际展览平台不足的本土艺术家提供更多国际亮相机会。最直接的表现是，今年台北双年展上台湾艺术家人数几乎占了一半，为历届最高比例。与之相对，大陆艺术家人数为零。
虽然这一数据性事实伤害了我作为“陆客”敏感的玻璃心，但既然参加“专业人士预展”，本着“专业”精神，我们还是回到双年展本身上来。“回到XX本身”也是在残酷世界求得幸存的最佳手段—上世纪留下来的宝贵经验。本届台北双年展策展人柯琳·狄瑟涵（Corinne Diserens）将展览主题定为“当下档案·未来系谱：双年展新语”，与前两届规模庞大的理论叙事（2014年尼可拉·布里奥对“人类世”的阐述，2012年安塞姆·弗兰克对现代性的反思）不同，今年的展览缩小了参照尺度，将重点放在对“集体记忆生成机制与美术馆角色”的思考上。
不过，将双年展机制视为“具有差异性的有机母体（matrix）”的策展框架为由媒体、艺术圈“专业人士”等组成的“空降观展团”带来了不少困难。除了视觉艺术作品以外，本届双年展还包含大量行为表演、讲座、工作坊和放映活动，这些活动被分散安排在从九月到明年一月的五个月之间。这也意味着，很多作品在开幕的几天时间里是看不到的。开幕时有些艺术家人在但作品不在，比如现居台北的电影人/艺术家洪子健。他的多媒体表演作品《尼采转世为一位中国女性与他们共享的生命》预定将于11月19日和20日在北美馆进行。尽管作品缺席，艺术家本人的在场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开幕当晚的afterparty上，他因为不满现场乐队太吵太难听，向台上丢啤酒瓶，被保安赶了出来—不折不扣的酒神精神。
除了作品看不全以外，能够看到的部分在两天预展期间也没有展标。大型三双年展在开幕前一天还在布展的故事已是老生常谈。当我们问起展标的时候，有人表示，展标什么的都是小问题，今年光州双年展预展时，Hito Steyerl的作品布展都还没完成。不过，同样沿着“有机母体”互文对应的思路，有些作品分散于展场各处（比如Francis Alys和Ad Reinhardt的作品），有些则彼此交叉陈列（比如叶伟立&叶世强的双人项目与洪艺真的抽象作品）。这种情况下，对于习惯在开幕期间被顺畅引导的“国际观众”来说，两层的展厅此时就显得过于庞大。“感觉非常困惑，”东京的画廊家蜷川敦子一边费力地跟随馆方导览一边说：“为什么策展人不出来做导览？”但也有人觉得，没有展标干扰，观众反而能更好地面对作品本身。
的确，面对作品本身，多少也能看出策展人的侧重点。“集体记忆生成机制”通常都透过艺术家的个体经验或研究阐发，而这些经验和研究又大都指向几个关键词：殖民历史、冷战记忆、失落的可能性。用我们都熟悉的亚洲地区为例：陈飞豪以家族故事为蓝本，整理了从日本殖民时期到国民党入台政权更迭对台湾社会的影响；任兴淳（IM Heung-soon）用颇带抒情意味的虚构影像追溯脱北者女性歌手在南北韩两地的生活；历史创伤和过往抗争到朴赞景（Park Chan-Kyong）的三频录像作品《公民森林》（2016）中变成林地间缓缓前行的鬼神幽灵。
实际上，同样的关键词在双年展同期周边展览中也反复出现。9月9日台北当代艺术中心（TCAC）开幕的展览“肖像摆”中，现居台北的马来西亚艺术家区秀诒正在进行的项目“If the party goes on”刚刚开了个头：1964年，电懋和国泰的华裔老板陆运涛在去台北参加亚洲影展途中遭遇空难丧生，他原本计划在圆山饭店举办的盛大派对也因此夭折。艺术家通过作品试图想象，如果派对顺利进行，国泰影业及其所构想的大东南亚版图与台湾的关系将会变成怎样—这当然又与二十世纪被封闭的历史可能性有关。凤甲美术馆许家维（也是台北双年展参展艺术家）个展“回莫村”将目光对准1949年国民党留在泰缅边境的中国军队及其在冷战期间及之后扮演的复杂角色。而关渡美术馆在韩国、日本、台湾三地巡回的群展“失调的和谐”似乎希望能够在消化历史的基础上更前进一步，提出一种不至于落入“世界影像”的“亚洲”方法论。
再回到TCAC的地下展厅，香港艺术家黄宇轩陈列了大量在雨伞运动中收集的海报复印件，并邀请台湾观众对其进行自由拼贴，同时贡献出太阳花运动期间的同类海报。另一边，在立方计划空间的个展上，艺术家郑波则让住在香港的北京人临摹太阳花运动期间日本寄来的声援明信片……短短几天这样看下来，不可能有时差的我也感到了轻飘飘的眩晕。
预展结束第二天回台北美术馆听陈界仁和黄建宏对谈的时候，重新走进展场转了一圈，突然发现，从一楼到二楼，几抹红色同样轻飘飘地在略显空旷的展厅浮了起来。文森特·梅森（Vincent Meessen）重访刚果情境主义国际成员所作抗争歌曲的影像中历史骚乱的红色图像到二楼楼梯口，变成越南艺术家陈梁（Tran Luong）画面里威胁人民生活的共产主义幽灵的红旗；最后在放置林珉旭（Minouk Lim）多媒体装置的展厅里化作一扇面向对面山景的巨大红色玻璃门。在如同《新福音战士》里末世场面的红光沐浴下，我眼前浮现的却是楼下陈界仁作品墙上的一段话：“在可见的‘乐生疗养院’之外，是否还存在另一个无形的‘乐生疗养院’？而我们是这个无形‘乐生疗养院’的建构者？还是被隔离者？或者，两者皆是？”
文／ 杜可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