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FILM & VIDEO
Douche bag，我还是去查了一下字典，试图进一步明确这个词的意思。但这是回来以后的事情了。在奥伯豪森电影节Q&A的时候，一个胖子主持人问我，我有没有觉得我片子里的一个片段很多余，是一个douche bag？当时没有马上问问douche bag具体什么意思，让我有点追悔，我怎么就开始说我觉得他之所以这么想，可能是因为有点没看懂这个、还有那个。他也没对此提出异议。几百部短片让人筋疲力竭，英国退役军人的犯罪问题，菲律宾贫民区，七十年代某希腊女明星上英国电视节目“帕金森秀”，巴西的日本人社区，以及一些我根本没弄清楚是哪儿发生的什么事……了解所有片子的背景是不可能的，这些不加解释的呈现也招致了“传统”电影观众的不满，有人在论坛里开始把矛头指向当代艺术对电影的不良影响。一周内你会不断地听人提起：评委里有一些来自“当代艺术”背景的人。障碍大到如果你不了解他人的事情，这些影像可能完全不可接近。
有一天早上，四个土耳其人用不太流畅的英语做了一个论坛，主题是：“土耳其的独裁转向：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寥寥的观众中对土耳其有深入了解的更少得可怜，我连那些名字都搞不清楚，问题集中在：泛泛地——关于去年的军事政变上，更泛泛的——民主和自由上，女性问题（每一场问答、论坛都有至少一个基于男女人数统计的妇女问题）。我发现，急于辩解又说不清楚的不止我一个。那些宏大、激烈的政治社会事件难以回避（又为什么要“回避”呢？），但我想说的不是这些。所有语言都显得陈旧、无效。台上一个土耳其记者大叔，说着说着就说到自己九十年代因为言论被关进监狱的经历。前一天，在一场德国电视电影学院的专场放映上，他就坐我旁边，我们随便聊了两句，我好像说了“这两天看的大部分片子都让我想问导演，他为什么拍这个”，之后，他递给我他的名片，让我写信给他。灯灭了，第一个关于一个衰老的过时女演员的故事开始五分钟后，大叔站起来走了。
一个朋友和我说，他们没有义务解释自己，我们有责任去了解。
至少，国际竞赛单元没有一部爱情电影。有没有什么爱情故事是不了解背景就看不懂的呢？今年北京电影节，我看了《日瓦戈医生》，真的不太理解是女主角的什么吸引了帕斯捷尔纳克，这个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召来灾难的苏联诗人。显然此片的英国导演在1965年的时候也没成功地理解他们的爱情。电影里诗人的情人和扮演她的演员一样——是一个努力模仿外国人拗口口音的英国人。虽然苏联的爱情可能也没什么像怪物一样特殊的，但电影里好莱坞式的“普遍”还是让人难以信服。然而，2017年，这些疯狂地抢到票后来北京电影资料馆看片儿的影迷们却好像都看明白了……
我到了奥伯豪森第一天，就去租了一辆自行车，第二天就发现如果再骑远点儿就要出城了。城里算得上景点儿的，有一个废弃的工业时期巨大的气罐，好像还有很有名的那只预测世界杯比赛结果的章鱼的“神龛”。城里的路横平竖直，一个百货，几个咖啡厅、酒吧、饭馆、面包店、超市，一些生活的基本标配。这个城市大概是我去过的理发店密度最大的地方，每一家的装修都颇费心思，窗口的悬挂物从大幅时髦肖像到木偶人和disco球，远远超出“去弄个漂亮头发”带来的享受。发廊分得也特细，适合黑人发质的，阿拉伯人发质的，白人发质的。我发现，和走在大街上相比，理发店更让我意识到奥伯豪森的人口构成——这个在马路旁人还没有公园多的城市，如果你没计划去好好弄个头发，第三天之后已经不知道该和这个城市做些什么了。
和我同一场放映的有一个做动画的波兰姑娘，出于共同厌恶一部躲在远处偷拍克罗地亚一个海滩上喝多散德性的年轻人和早起的老年人的无聊电影，在douche bag问答环节结束之后，我俩去喝了一杯。她说刚才电影里那些喝多了的人里有不少波兰人。在电影节的酒吧又遇见了这次电影节最耀眼的菲律宾导演Khavn。在 T-shirt、宽松夹克、环保布袋组成的人群里，他总穿着翠绿色印着天蓝青蛙的长袍，紫色亮面儿高筒靴和红色bling bling的墨镜。他问我，你怎么样？我说，有点儿累，看了一个无聊电影，还听人为此争执半天。他说，cinema overdoes, ha? 我发现他基本只出现在酒吧附近。电影节邀请他做了一个非电影的项目，听说是破天荒的。大叔带了四五个菲律宾人一起来了奥伯豪森，在一天晚上他们领着观众从奥伯豪森小火车站游行到酒吧附近的一个空间，在那儿他挂了一个牌子，写着“happyland”。他和他带来的菲律宾朋友在这里给大家烤鸡爪和演奏。如果你愿意，可以在电影节期间和他约在happyland，让他给你剪个头发，他说他很专业。
Khavn的电影是这次电影节第一个触动我的，五分钟的短片，被选在庆祝电影节的儿童影片单元多少年的开幕放映里。他拍菲律宾贫民窟的小男孩踢足球，很简单，看得见镜头里外两方的情感，而且不矫情，这不是靠电影语言堆砌的出来的，其实根本没什么“语言”，可同样也是拍电影的人就是会知道“能这样太棒了”。在“同行”里，最会让我嫉妒的就是在电影里看到其他电影人和世界建立的关系特别有趣。我又开始追悔了，那部海滩偷拍电影的问答环节上，一个亚洲脸的年轻女观众对偷拍产生了道德上的质疑，然后立即受到了台上的导演、胖主持人、和一个英国女艺术家的围攻。我又怔在那儿了，对他们的围攻感觉到愤怒，但说不出一下就击倒他们的话。我想，躲在一百米开外，偷乐着，虽然也许是善意地，看别人的热闹，这种和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实在太没劲了吧。
小男孩踢球的片子不止打动了我一个人，第二天很多人来看Khavn的专场放映。从low-fi的mv《我的房间里有一个女尸》，到拍一首一个女孩吐黑虫子的诗，最后在一个极度暴力的“剧情片”——是一个菲律宾人虐待一个诋毁菲律宾的美国胖子的片子时，观众已经散的差不多了。我想，对于奥伯豪森这些离场的观众，贫民窟的生活最好只有穿着脏兮兮背心儿、短裤的小男孩开心的踢足球。Khavn是在贫民窟长大的，他说他参加过北京电影节，我说wow，他说不是，是那个特别地下的，栗宪庭你知道么？我去了，电闸被拉了，我喝了点儿啤酒就回来了。但他社交时候的流利，还是让我在心里给这份看起来的“格格不入”打了折扣。真正有能力略微搅动电影节的氛围的是那些他带来的菲律宾人。其中一个唱歌的大叔演完凑到我耳朵旁边说，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你要去菲律宾我带你玩，你google我，我90年代有一个有名的ska乐队。光着膀子烤鸡爪的年轻人把串在串儿上的鸡爪伸到谨慎来询问这是什么的德国观众脸前面，真诚的告诉他们，chicken feet，很好吃。Khavn说在菲律宾，鸡爪官方的名字是阿迪达斯，因为三叶草的logo。
颁奖结束的晚上，我和另一个中国导演钟甦没去酒会，跑到火车站旁边的Kebab店补了个晚餐，老板不说英语，点菜点到他快想把我们赶出去了。我想喝一罐啤酒，就在便利店随便拿了一个，结果口味异常奇怪，和钟甦碰了下杯以互相祝贺，就各自就回酒店了。这一天的早上我把自行车还回租赁的地方，租车的大叔说，it’s a flower，我说什么？他说你的名字，我查了，是花的意思。我才明白他把hao当作hua了。我笑了笑说差不多，他说希望明年还能看到你。还给我免了一天车费。
我们这些来电影节的人才是奥伯豪森最大的景点。
文／ 郝敬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