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FILM & VIDEO
智能手机尚未普及前，DV是民间影像发展的重要工具，为时代之变留下了丰富的佐证。黄伟凯将周围朋友用DV拍摄的约一千小时素材进行了筛选与整理，剪辑成不足一小时的影片。本片完成十年后，近日于北京的“林象X词语”放映项目重映。在城市化步伐日益加快、人人皆可持手机秒拍的今天，这些影像成为我们审视和反思城市化进程的历史参照——比之秒拍的碎片化，拍摄于十年前的这些影像对事件的记录追踪显得更为连贯，且具有相对的完整性。片中素材拍摄于不同地方，除了广东增城的字样出现在屏幕上外，别处并未有明确标注，观者只能从其中的风景风貌上模糊辨认出珠三角的印记，如珠江、海珠桥、粤A的汽车牌照、溽热的天气、欢腾的市民生活等。
影片中每个相互岔开的片段都足以构成一个新闻事件，造就了整部作品的紧张气氛：市民结伴横渡珠江，男人们的脸上露出雄性动物的信心与骄傲；表情麻木的人想要跳桥自尽，他遭受了什么我们无从得知；古巷里雨水蔓延，赤膊的老少在慢悠悠地蹚水；一辆拉猪的车遭了秧，猪们从车上跑了出来，造成难以解决的拥堵；百姓活捉了一条鳄鱼，这只动物被人类围观；一个弃婴躺在草丛中，这条来历不明的小生命似乎和喧嚣的人间毫无关系……导演将这些类似日报豆腐块新闻的单个事件切分成不同的片段，然后互相交叉：上一秒我们看到很多猪从车厢里跑出来，下一秒可能就是上身裸露的男子在车流中镇定穿梭，紧接着风吹着草叶和弃婴的衣服，随后又回到猪群堵塞公路记者跟踪拍摄的镜头……这处处酝酿着危险自带着谜团的现实不仅是过去的未来，更是社会大舞台上的真实场景，犹如今日微博文字的影像集合。它们出自最日常的生活，被抽离出来后成为视觉奇观。时空的错乱和情节的不连贯也令观众产生两极化的评判：一部分被吊足胃口沉浸其中，一部分难以承受其庞杂而心烦意乱。
无论是人口结构还是空间组合，多样化成为城市化进程里中国城市的突出特征，在处于开放前沿、人口流动性强的珠三角地区尤为明显。片中，不同的人群在这个边界不断扩张却又日益逼仄的空间里相互掣肘——长期生活于此的市民、外来务工者、城市漫游者、公职人员等等。城市有机体以独有的方式用力地表达着自己。我们发现这一名曰城市的大空间，被切割成各种小空间，如公路、高架桥、超市、城乡结合部等，同时，这些小地方又不断被各路人马插入和占领。老居民和新移民的生活交错渗透。所有麻烦的制造者和试图摆平麻烦的人，都在混乱中投入地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对种种意外习以为常。这也恰如英文片名Disorder（失序）所喻。
创作者以一千比一的比率选取素材，进行再组合。在这个浩繁的过程里他仿佛变成一个不停添乱的玩家。作者将素材全部转成了黑白画面，由此制造出一种粗粝的质感，背景音皆保留原来的环境杂音。导演对素材的精选和部分镜头刻意的声画错位，材料来源即第一拍摄者的多样化，令整部作品蒙上了超现实主义色彩。映后访谈中，黄伟凯表示本片主要是想呈现中国城市化运动中，人们尚未做好准备无法跟上发展步伐的茫然状态。然而，其创作初衷的相对中和性并未削减影片本身的犀利：在层出不穷的突发事件中，代表着秩序的公职人员对社会乱象的随意性则是无能为力的。和以传统道德为基础依靠礼治规范的乡土社会不同的是，在现代城市这一新空间里，凭借人力来维护它的正常运转成为空谈。这也令人陷入匪夷所思中：中国人向来提倡服从集体，致力于整齐划一，为何在此却如一盘散沙踉踉跄跄连连失控？从影片完成到如今的十年时间里，旁观四周，我们的城市是依然在一片混乱中摸索，还是逐步走向了正规化？环线路、售楼处、城中村、地铁车厢、垃圾场，今天的创作者只要手持手机，就能在这些地方找到答案并留下印证。
从创作手法上讲，这种打乱了时空顺序进行影像再生产的方式，在电影史上并不罕见。在摄影机即眼睛的记录前提下，蒙太奇将一切碎片化重置，与沃尔特·鲁特曼（Walther Ruttmman）的《柏林：城市交响曲》（Berlin: Symphony of a Great City，1927），让·维果（Jean Vigo）的《尼斯印象》（Concerning Nice, 1930），雅科夫·布利奥赫（Yakov Bliokh）的《上海纪事》（The Shanghai Document，1928）遥相呼应。然而，无论是柏林的机械化俨然，尼斯的轻快浮华，还是旧上海的阶级分化，一个世纪后，这些城市中的共性在本片中都难寻踪迹。我们从中既体会不到井然有序，也无法领略它的富丽耀眼，分明的阶级对比也很难看到，所有的一切都处于走向未知的混沌中。本片作为一部立足于中国当下的城市交响乐，面对城市这篇充满无限可能性的乐谱，奏出的究竟是一曲音准的欢歌还是故意跑调，也许只有置身其中方能体会。
文／ 王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