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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灾难累累的二十世纪，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爆炸事件依然是人类历史上极为吊诡的一场悲剧：几乎没有一场人灾如此以盛产“幸存者” 而著称。相较于肉眼可见的弹尽人落，切尔诺贝利爆炸在直接杀死了二三十名消防员及工程师之后，继续细无声地侵蚀着生命——而这些残喘的人都被讽刺地冠以一个难免有点胜利者色彩的名字：“幸存者”。直至今天，没有人真正知道多少人“死”于切尔诺贝利：有一种保守说法是四千，但是被影响的人数肯定远远不止。
很遗憾，这场灾难的惨重程度并没有让它的遗产更加清晰，而关于它的叙事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缺席状态。因复述写作而获得诺奖的斯维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曾说切尔诺贝利是报道起来最顺的，因为相比起她之前采访的二战和苏联解体亲历者，切尔诺贝利恰恰是因为官方叙事的真空而给亲历者提供了未被同化的个人叙事空间。[1]除了她1997年出版的复述历史《切尔诺贝利的悲鸣》在她2015获得诺奖之后在文化界刮起过一阵旋风，切尔诺贝利的叙事场依然可以说是一片处女地。虽然时有记者和学者出书，但是真正占领大众心智的叙事无疑会是HBO的五集迷你剧《切尔诺贝利》（Chernobyl，2019）。
《切尔诺贝利》在美国的高收视率和口碑是主创团队都始料未及的：他们以为这会是一部小众片。[2]虽然不时有评论者指出它的不符史实之处，但它无疑为理解这段历史做出了贡献：这部剧几乎是全景式地把意识形态军备竞赛背后的层层人冢拨给我们看，仿佛没有什么比“冷战”这个说法本身更为冷酷了，一个“冷”字能把所有洒过的热血一笔勾销。这热血中有为社会主义的光明理想而洒，有因官僚机器的臃肿甚至溃败而洒，更有的——也是此剧成功地展现了的——是在科学真相与政治需求的此消彼长里被不明就里、无名无姓地抛洒。
全剧以核物理学家瓦列里·列加索夫（Valery Legasov）的一段话起剧：“谎言的代价到底是什么？并不是我们会把谎言误认成真理。它的危险是如果我们听了太多谎言，也就不再认得出真理了。到时我们还剩下什么？没有了对于真理的希冀，我们只能满足于故事。” 列加索夫所理解的“故事”准确说应是苏联意识形态的神话叙事，而“真理”则可以具体化为RBMK核反应堆的爆炸真相。这一段听上去颇为老套的话，在接下来的情节中变得丰富甚至扑朔迷离起来。
在剧中，列加索夫作为“真理”探寻者，频频地被“故事”掌控者——亦即政权人士（apparatachik）——所钳制。当列加索夫的“真理”同盟者、白俄罗斯核物理学家乌里杨娜·赫尔米尔克（Ulyana Khomyuk）[3]早早地意识到此次爆炸非同小可、催促政府官员伽拉宁采取行动时，伽拉宁却置若罔闻。他们的碰撞不仅是两个个体的，而更加是两种叙事的：科学家代表着以现实为出发点的“真理”逻辑，而官员则是一种以政治为认知框架的“故事”逻辑。而故事的脚本是苏联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这与切尔诺贝利的惨败（亦可视作冷战军备竞赛的惨败）是无法兼容的。用剧里的一句台词来说，要官员正视真相，无异于“羞辱一个执着于绝对不能被羞辱的国家。” 伽拉宁的那张肥肉横生的黑脸和趾高气扬的谈吐生动地描绘了前苏联政治制度下产生的权力关系的荒谬。从二人接下来的对话中可以发现，伽拉宁是仗着政治成份（工人阶级）正确而跃升高位。
当上层终于如梦初醒开始防止核污染扩散时，哪怕是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给了无条件的资源支持（这里的资源包含人命资源，派遣血肉之躯去核反应堆周围筑高墙，在下方挖隧道，开水阀——去牺牲），“真理”和“故事”仍然在继续产生新的碰撞。列加索夫和被中央指派负责此次事故的官员鲍里斯·谢尔宾纳（Borys Shcherbyna）无奈之下向德国借来了月球车“滑稽者”（Joker），计划将屋顶上的石块清理并填埋进底下开膛裂肚的核堆。谁知滑稽者上了屋顶须臾之间就报废。因为“国家的官方立场是：全球性的核灾是不可能在苏联土地上发生的”，所以苏联在向德国借“滑稽者”时，给德国报了一个符合自身国际形象的数字：两千伦琴，也就是真实辐射量的十分之一不到。这并不仅关乎国家尊严，而更加关乎意识形态的赋能逻辑，正如戈尔巴乔夫在一起会议上训斥的一样：“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的力量，来源于人们对我们力量的认知么？” 人命关天的核泄漏救援被冷战外交的结构性需求所掣肘，“真理”在“故事”面前如那辆月球车一语成谶的名字般滑稽。
而全剧的精彩和复杂之处在于，“故事”不全是掣肘“真理”的，有时只有“故事”能够抵达“真理”所不能抵达之境。当事故工作组需要招募三名工人潜水到核堆周围开水阀时，一年四百卢比的补偿和职业晋升被用作吸引人自告奋勇的“诱饵”。而当一位工人指出想用这些就忽悠我们送死是不可能的，此前被列加索夫指为官僚的谢尔宾纳坚定地开口了：“你们会去把这件事做成，因为这件事必须被做成。如果你们不去做，数以百万计的人就会死去。这就是我们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我们的血管里流淌了千年有牺牲精神的血液……去淌这水，因为这件事必须完成（because it has to be done）。”
在这极富感染力的一幕里，冷战的叙事主线与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咬合了。“我们”，苏维埃富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民，和资本主义西方的“他们”是不一样的：“我们”不相信建立于私人财产制上的那套算计，而是从革命的共同事业里获得一种联结；“我们”不求这个世界流淌着奶与蜜，但求奉献于我们脚下那片血汗成痂的苦难大地——因为苦难是通往救赎的唯一道路。这条思路于剧内所引用的一首俄罗斯诗歌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所为之奋斗的俄罗斯／并不是那干瘪的城镇／和我那血色全无的生活／而是，我们祖先所跟随的乡野轨道／他们所静躺着的坟墓／和坟墓上古老的俄罗斯十字架……阿里欧莎，我们到现在幸免没有中弹／但是当我的生命第三次面临终结／我依然为我最为珍贵的母国感到荣光／那一片伟大而充满苦难的土地／我生下来就注定要为之守侯”。[4]纵观俄罗斯历史不难发现，这个民族擅长将苦难审美化，在苦难最为尖锐的时刻汲取极大的精神资源，迸发创作性灵。这首诗歌正是在俄国受纳粹入侵时所作。而当剧中生命真如诗歌所诵一般“面临终结”，也正是“救赎”的开启。谢尔宾纳的“it has to be done”如此之掷地有声，是因为它将冷战叙事和流淌在俄罗斯民族血液里的弥赛亚精神内核接轨。但是别忘了，弥赛亚也是一个故事。
前苏联和美国的观众都惊叹于该剧如此真实地复原了苏俄的场景和服饰，但是我认为比精良制作更加难得可贵的是《切尔诺贝利》的末日美学：它采用的美学角度常是从外太空审视人寰一般，这与核武器带出的对于人类生存终极关怀的叩问产生了暗合。核爆炸的第一次亮相是从远处看的，它以直通云霄的一笔蓝光柱示人，如此美丽却吊诡：什么东西会长这样？当“滑稽者”失败后，活人被遣派去屋顶填埋核堆，那几分钟的场景像极了人类在外星球表面摸爬滚打，呼吸凝重地等待死神降临。而最让人噩梦不断的一幕是在埋葬消防员时，卡车向土坑里缓缓灌注水泥（为了隔离尸体自带的核辐射）。导演给足了水泥的堆积以镜头，它滞缓的层层流淌透着一股超越语言的寂静：什么样的“故事”需要灌注水泥来安葬？但是这一刻的肃穆的美却又是极其准确的：这就是一场不可言说的灾难，甚至连“真理”和“故事”都难以捕捉它的全部。这也是我看过最为精准的末日诗意：也许这一切就应该归于无言。
[1] Masha Gessen, “What HBO’s “Chernobyl” Got Right, And What It Got Terribly Wrong.” June 4, 2019. New Yorker, online access: www.newyorker.com/
[2] 《切尔诺贝利》幕后博客第一期采访，Youtube access: www.youtube.com/
[3] 剧集结尾处字幕显示乌里杨娜·赫尔米尔克为该剧虚构人物，作为当时参与处理切尔诺贝利核泄露工作的众多科学家的“化身”。
[4] 笔者翻译
文／ 邓天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