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FILM & VIDEO
《美国工厂》记录了来自福清的汽车玻璃大亨福耀集团在俄亥俄建立工厂的初期。就在这部电影的在线片源被删的同一天，上海第一家Costco在闵行开张，四个小时后，超市因为前来的顾客太多而瘫痪，被迫关店，货品被疯抢的视频和假视频在微信上疯传。在中美贸易危机像颗不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刺激人神经之际，福耀代顿开厂，Costco上海开店，同样是将一种经验移植到太平洋对岸，同样来自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洪流，分别演绎了生产的困境和消费的狂喜。
福耀接管破产后的通用汽车厂房太具有象征意味了。汽车业的繁荣代表了曾经位于巅峰的美国梦，而今美梦易主，巅峰状态的中国商人，在这部片中成为了“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主语。资方，劳方；资本家剥削，劳动者反抗；对两国的固有印象调了位，一场看似文化差异的事故，巧妙地影射出一些原有秩序和象征符号的松动。
文化差异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但是往往被简化地谈论，就像影片开头有导师向中方员工解释“美国文化”，这样的知识无法处理具体的问题，因为具体问题总是位于复杂的政治-经济角力中。虽然从象征意味和固有印象切入，但是导演小心翼翼没有给出立即可被辨认的立场，这对于当今世界不分地域那脆弱和易受影响的舆论以及轻易就可树立二元对立的贸易摩擦语境来说，是一个周密的做法。哪怕如此，还是有中文博主认为电影描绘了“中国模式的最终胜利”，同样，右翼媒体《纽约邮报》称Netflix为“奥巴马夫妇的宣传机器”。
影片凸显的一些翻译时刻值得回味，几个关于连接和联合的表达贯穿全片。一位中国福耀高层想说公司成为两种文化之间的“纽带”时，别人提示这个英文单词是“bond”；然而纪录片拍摄过程见证了个别的美中员工之间建立起友谊，这说明差异并不阻碍人与人“bond”。后来美国中层来到福清参观中国工厂的生产及工人生活时，被集体主义景观深深打动，流泪并感叹道：“We’re one！”另外，工会的英文“union”本意为联合，也代表着工会的本质：工人联合以具有更大的力量与雇主谈判和抗衡。在影片最后，在简略地带过了福耀的自动化和裁员计划后，导演以向电影史致敬的“工人离开工厂大门”收尾，拍摄两国无名工人的镜头平行汇聚到了一起，有些“命运共同体”的意味。
影片整体的拍摄中规中矩，其中的一些采访避免了“talking head”的镜头，电影节奏像车间流水线那样顺畅，比如在采访中国的福耀工厂工人以及采访曹德旺时，我们听见他们对拍摄者说的话，但画面上则显示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场景。但是全片中有一个突兀的打破第四堵墙的瞬间，也是被一些影评认为是“高潮”的一刻：到中国“学习考察”的美国部门主管对交流管理经验的中国同事说，自己恨不得用胶布封上员工的嘴，让他们停止工作时聊天，这样“产量会上来”。我们不知道这里他是为了附和而夸张，还是真心这样想；这时中国主管不好意思地望向了镜头，似乎意识到了这个看似不同文化达成共识的时刻，逢场作戏得有些过头，在一瞬间有了政治不正确的担忧。
一切都关于产量，“我们在同一条船上，”中国工厂的工会主席说，“船好大家才会好。船翻了，大家连饭碗都没了。”这正是那一位美国人受到的“We’re one”的感召。讽刺的是，在美国工厂的管理层在到访福清后与他们的中国同事通过产量这艘诺亚方舟紧紧联系在一起后，他们的下属，玻璃厂的员工，却无法被“union”给“unite”，而效绩惊人的中国工人也因工作忙碌很难常常与家人团聚。联结和团聚不被允许，因为对产量无益；在资本主义生产逻辑中，人力被简化为“资源”，是为了达到利润最大化的可变方案。影片让我们看到，劳动者不稳定的处境是全球共通的。
另一种跨越文化殊途同归的现实，是工会的无能甚至其与雇主同谋的潜在地位。虽然美国的劳工运动有辉煌的历史，但是到今天，经过多次腐败事件，以及官商勾结的反工会努力，美国的工会势力和中西部的制造业荣光一样，都“生锈”了。工会在既有的法律框架下进行劳工维权，只有在工会保护下的工人抗争是“合法”的，这赋予了工会组织本身过大的权力和限制。可惜影片没有具体展开美国福耀员工投票拒绝工会的理由和担忧。在今天，工会只是既有利益生态中的一方，为雇员谋求薪资、工作时长等问题，主要面向经济纠纷，它很难真正而长久地将人们动员起来。美国两党中也没有将工人权益当作其主要议程的，加上工会在今天的处境大大削弱了其政治性，因此劳工权益成为边缘话题（与中国一样）。包括俄亥俄在内的中西部总统选举“摇摆州”，候选人对工人喊话，要的只是他们手上那张选票，政治立场的“摇摆”也可被视为不稳定生活的一种症状。
奇怪的是，在艺术界却有一股工会回流的趋势。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工会同属于代顿福耀员工试图加入的美国联合汽车工会（UAW），其曾带领美术馆员工在合同、加薪、医保和以及晋升保障等方面向管理层施压。新美术馆（New Museum）在今年1月24日宣布投票通过成立工会，期间机构因管理层聘用一家反工会咨询公司而受到纽约艺术界的批评，引发诸多艺术家抗议，联署公开信的有Andrea Fraser、Paul Chan、Anton Vidokle、Martha Rosler等。新美术馆引发了纽约文化机构的工会化热潮，比如今年上半年，关注移民和劳工的租房博物馆（Tenement Museum）员工以72比3的票数加入UAW，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布展、搭建及机械工作者也投票加入了国际施工工程师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Operating Engineers）。
当代艺术领域向来强调个人的才华与成就，而机构员工以及广泛艺术从业者近年来频频联合起来，使艺术也成为公共事务的积极推动者。除了工会化趋势以外，惠特尼博物馆的员工与行动者一起反对生产催泪弹的董事会主席，艺术家Nan Goldin联合众人对有违伦理的镇痛药公司发出抗议，并号召全球艺术机构对该公司拥有者萨克勒家族用以“洗白”的艺术赞助事业进行抵制。艺术的“例外”属性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一个无良企业可以在社会上其他大部分空间肆意妄为而不受惩罚，一旦他们想涉足文化为品牌镶金或者为自己洗白时，艺术界可以团结起来做出回应：在这里行不通。
回到电影最后，导演希望通过提到技术革新来将暗示即将到来的新矛盾。从影片来看，中国工人在流水线上的效率以及异化，可以说已相当接近将会取代他们的自动化机器人，因此或许被取代也未必不是一件完全糟糕的事。与其说机器会取代人的劳动，不如说机器将人从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是解放之后呢？是升级更新的异化和不稳定（比如平台经济劳动）还是一种新的生活，所有人都未知。电影最后中美两地的福耀工人同时“离开工厂大门”走向未知，虽然情况不容乐观，在资本利益每天在结合而人们逐渐被分化的现状里，这个开放的结尾呼唤着我们对共同处境的感知。
文／ 张涵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