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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纪念《国土安全》（Homeland）最终季的完结，我下单购入了一个黑色斜挎背包——如果说有什么最能代表女主角CIA特工凯莉·麦瑟森（Carrie Mathieson）的符号，那一定是陪伴她十年执行反恐任务，从中东地区到欧洲又背到美国的这款挎包了。除了材质轻便、解放双手，其存在感的隐形大概是最适合特工的原因。不过实用的代价是美丽，《纽约时报》专栏作者莎拉·米勒（Sarah Miller）在文章中直呼其“扼杀了女性的优雅、感性、格调……一切生命力，令人难以接受。”米勒接下来将话题引入斜挎包对于双手的解放与剧中无人机空袭所代表的“去主体化”之间的关联。挎包在此作为一种隐喻，不仅肩负了解除战事所带来的精神负担的责任，同时也在最大程度上为女主角提供一个不受外物羁绊的战事环境。这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呼应了该剧的政治价值观；如果说凯莉本人可被视作保卫国土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以及境内外势力冲突具体发生的场域，那么没有任何潜在的摩擦可以羁绊这场更大的战争——挎包不能，私人情感包袱也不能。
以凯莉生下女儿弗兰妮为例，小女孩从一出生就几乎被全权托付给姐姐玛姬照顾，凯莉自己则不得不在国家使命的召唤下屡屡失职，甚至由于知道无法长久陪伴在女儿身旁，宁愿选择过门不入。而凯莉在剧末处作出潜逃异国、从此与女儿不再相见的决定也着实令人唏嘘。从某种角度而言，凯莉作为一名公职人员做出的牺牲可以等同于国家与集体层面的牺牲，也是间接代替民众群体所付出的反恐代价。全剧建立在这一替代性牺牲的道义逻辑上，唯独在一处遭遇了些许挑战：在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镜头中，我们难得看到凯莉与嗷嗷待哺的弗兰妮两人在家中独处的样子。谍战剧一向主打的高强度和快节奏突然松弛了下来，画面缓慢游移于一个典型美式中产家庭，一片祥和宁静，然而这种日常感之下暗涌的焦虑不安也呼之欲出，凯莉脑中反复出现着逃离的念头。观众一直以来在观看情感上依赖的价值观首次在恍然之间出现松动：到底是谁需要谁？谁又在代替谁作出牺牲？弗兰妮的存在构成了一种对凯莉信仰的质疑，而这种质疑的声音对于接受后9/11时代政治话语体系渗透——即将恐怖袭击定性为“伤害国家感情”的事件，并在全体社会成员的共情体验中强化对于统一国家身份的认同——的凯莉和观众来说并不容易接受，她脑中甚至一闪而过将弗兰妮溺死在浴缸中的念头，企图彻底关掉这一声音。
《国土安全》早期几季常因其过于美国中心的视角遭人诟病，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叙事立场基本遵循了伊丽莎白·R·安克尔（Elisabeth R. Anker）在《感官狂欢》（Orgies of Feeling，2014）一书中所描绘的这种新的政治话语体系，即美国作为恐怖主义活动的受害者，具有发起反击、或通过种种预防性措施抵御未来侵袭的正当权益的一套标准论述。本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帷幕，第一季主要讲述凯莉怀疑被美军解救的基地组织美国人质、海军陆战队中士布洛迪实则已被敌方策反，所以先发制人地对他实施了一系列监控与干扰，并在这一过程中与布洛迪彼此间产生感情的经历。剧中的凯莉患有双相情感障碍，这一人物设定使得处在亢奋期的她具有超乎常人的洞察力、联想能力与自信心。正是出于对自己“一眼看穿”能力的高度自信，凯莉在缺乏事实依据的前提下仍然理直气壮地对布洛迪进行非法监控。这一直觉型逻辑与布莱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所指出的，小布什在合理化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定时援引的“情动政治”（affective politics）如出一辙，其推导过程并非基于当下的事实，而是建立在未来某一假设前提的基础上；我们在此刻发动战争，因为萨达姆可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可能在未来某个时间点使用，而如果这一事实在未来成立，那么在过去的任意时间点也必然成立。这一先制式（preemptive）逻辑无可辩驳、难以证伪，甚至具备一种自我生成与自我推进的能力。
不仅如此，这一政治行动逻辑还与凯莉与布洛迪的情感生成机制构成了一种危险的关系。当第一季末的凯莉误以为自己对布洛迪判断出现偏差的时候，她向导师索尔哭诉道，“我从未如此正确，却又如此错误”，字里行间分明影射着对于作为敌人与情人的布洛迪双重判断错误的不甘。直觉上的怀疑与直觉上的好感同步发生，而后者“自我合法”的生成机制搅乱了对于前者合法性来源的判断，国家话语体系与私人情感叙事在此达成了某种相互挟持。同样的双重情感结构也在发生在结尾的剧情安排中。在第八季的最后一集，我们以为住在莫斯科高层豪华公寓，背对落地窗外万家灯火缓缓走下楼梯的凯莉已然与祖国决裂，但转眼就发现她利用刚出版的自传《秘密的暴政：我为何要背叛自己的祖国》将一线情报带回给导师索尔，一笔勾销了两人之前就是否应该牺牲线人来缓和美国与巴基斯坦一触即发的核战危机所引发的矛盾。当凯莉对导师的忠诚与爱国的忠心重合时，我想到了第三季宣传海报上赫然写着的“宣誓效忠”（Pledge Allegiance）几个字。但是效忠于谁呢？这一主体似乎变得越来越模糊，故事的主人公也越来越难以遵循某种黑白分明的政治站队，从第四季无人机空袭误杀40名平民百姓所引发的争议，到第六季陷于效忠美国民主体制还是权力象征的总统的两难境地，再到第八季落入唯有倒戈才能拯救鹰派幕僚挟持下美国的窘境，都无不指向越加难以弥合的社会矛盾以及主流国家身份认同在今天某种意义上的失效。
凯莉全身心投入于自我选择的事业使命，好在在本剧主旋律色彩的庇佑下走向了相对圆满的结局，然而生命并非总以向着某种叙事、事件、真相靠拢的形式书写。剧终时分，凯莉沉浸于欣赏舞台上身着萨满风格长袍的当代爵士萨克斯风乐手卡玛斯·华盛顿（Kamasi Washington）演奏的一曲《真相》（Truth）；剧中标志性的爵士配乐再度响起，流动、即兴、四处游走、无所依托，一时间百感交集。研究黑人激进主义美学的弗雷德·莫顿（Fred Moten）在谈及高度受音乐录像带形式影响的当代影像创作时，评价其有力之处在于并不明显游走于两个极端——即盲目自大的膨胀与幻象破灭的耻辱痛苦——而是在流动和悬置中容纳生存经验的多重维度。《真相》美妙的旋律流动起伏，或许也为观众提供了展开想象的契机：除了编剧提供给我们的叙事，是否还存在从其他角度看待凯莉经历的可能？
文／ 杨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