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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一名叫理查德·朱维尔的保安在百年奥林匹克公园内发现了装有炸弹的包裹，他协助警方及时疏散人群，最大程度避免了爆炸造成的人员伤亡。然而，仅仅三天后，这位英雄就被联邦调查局当作头号嫌疑对象接受全方位的调查。同时，《亚特兰大宪法报》发表了一篇人物侧写，将朱维尔描绘成一名“孤独的炸弹客（lone-bomber）”：这位美国社会底层极度渴望被关注的白人男性、33岁仍然与母亲同住的枪械爱好者、曾被警界开除且梦想重回执法机关的临时保安，终于找到机会自导自演了一出“英雄-炸弹客”式的都市传说戏。此后，朱维尔接受了FBI多种不正当的调查取证，并承受了媒体戏剧化的审判和民众潮水般的谩骂。后来，在包括律师沃森·布莱恩（Watson Bryant）在内的辩护团队帮助下，经过反复抗争，最终在爆炸案发生后的88天，FBI解除了对朱维尔的怀疑。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2019年导演的电影《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Richard Jewell）几乎还原了整个真实事件。这部电影于2020年1月在中国影院上映，当时正值第一波新冠疫情爆发，估计全国的人都躲在家中隔离。而我是在今年年底北京大面积感染爆发期间才在网上看了这部片子。
敲钟人反成嫌疑犯，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但在此时回顾这个故事，我很自然地关注到像朱维尔这样一个对体制充满向往和信任的人，当面临体制对他的背叛和抛弃时，他将如何反应，以及他的反应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思考？
影片中，FBI探员多次利用朱维尔对执法机构的信任，在没有任何实质证据的情况下，诱骗他“假装”以嫌犯的身份录制审讯录像、进入他家中搜查并安装窃听器、提取他的毛发样本、诱导他说出并录下与恐吓电话相同的内容……在面对这些越轨行为时，朱维尔基本都默许地配合着，他甚至会去为那些怀疑他的人辩解——当母亲得知她的内衣都被搜查了而感受到无尽的屈辱时，朱维尔试图向母亲解释他们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当然这些行为反过来加重了FBI对他的怀疑。其实整件事中，最让受害者朱维尔痛苦的，或许不是被冤枉本身，而是冤枉他的正是他之前一直尊重并向往的联邦政府执法机构。那个最高殿堂曾经是他孤独无助的生命中唯一的寄托，而此刻正在以如此不堪的面目吞噬他、毁灭他。
不过，真正让朱维尔产生向往的未必是执法人员的实际权力，而更多是抽象的、被营造出的崇高的政治权力体制所具有的强大内动力和向心力，其聚拢效应吸引、拉扯着朱维尔们前仆后继地向它靠拢。从这个意义上讲，朱维尔的行为具有普遍性。当面对体制的背叛，他的第一反应是维护，以使自己一直以来的信仰免于崩塌，这是他为自己和自己的过往所寻找的意义，也是让他能够作为想象中的自己、并且继续让这个身份成立的唯一出路。
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在分析人类依赖体制的心理机制时认为，这种依赖来自人类本能的孤独感，为了克服这种孤独，人们渴望通过与他人建立纽带和联结来确立安全感，进而获得一种超越个体存在的集体性的价值，而体制与权威的运转逻辑正顺应或者说利用了这种本能。人们因为膜拜权威，产生了自己也变强大的错觉；个体的孤独和无力状态似乎因为进入某个群体而得到缓解。从体制维护者的角度来看，他们需要强化这种隔绝机制，不断制造孤独感，从而巩固人们对强势力量的憧憬和依赖。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说过孤立的人是无力的，所以制造孤立是实施统治的有效路径。无法共享的信息、难以传递的经验、不可协作的工作，都已成为我们身边和社会中不足为奇的现实，让个体的人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受阻。
回到朱维尔的故事，无人分享的孤立状态是让主人公对体制心生向往的土壤，是他的“原罪”，并最终构成了他反抗的契机：肥胖、性格乖张、中年单身、无正式工作、与母亲同住……所有这些被媒体用来“定罪”的特征也是朱维尔在之前的日常生活中被反复贴过的标签，以致于沃森·布莱恩在问他为什么找自己做辩护律师时，朱维尔回答说，因为“只有你把我当人看。”布莱恩成为了朱维尔孤立政治生命中的连接者。可以说，这位对权力和体制有着有着高度警惕的律师对朱维尔进行了双重意义上的救赎：不仅把他从爆炸嫌疑犯的舆论牢笼中拯救出来，也让他看清了那个梦寐以求的权力天堂吃人的本质。
最后一次接受FBI问讯时，朱维尔终于不再顺从地回答每一个提问，而是简短地反问道：“你们有任何证据吗？”这是在蒙受怀疑的一开始就该有的反问，朱维尔经历了漫长的幻灭之路，才清醒过来：“我曾经认为FBI是最高殿堂，现在我不再这么想了。”拉波哀西说过，他们哪有那么多手去打你们？他们每一只打你们的手都是向你们借的。当朱维尔们停止了对他们的恐惧、顺从，或者说仅仅是停止了向往与支持，他们打向他的手就会慢慢消失。朱维尔的反问即是反击。
像曾经的朱维尔那样经历着体制戕害而不自知的小人物，才是社会中大多数的普通人。的确，我们都或多或少是那个朱维尔，虽然没有爆炸犯的指控，但是有现实可感的不公、被轻视的无助、时时刻刻的委曲求全，我们“习惯性”地为这些不公与不悦找到一些说得过去的理由，让自己安心，也免于成为异类。因此，虽然朱维尔最后的反问是一句再简单不过的话，但这句简单的提问，从一个始终沉默直到被逼到墙角的人的口中问出，就会变成一种反击的力量。有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过于明确，反而让问题本身都显得有些陈词滥调，但这不应该是人们羞于提问、懒于提问的托词，因为那些看似无可更改而变得习以为常的事情，实则都禁不住这样简单直接的反问：这是谁的命令？依据哪份文件？出自哪条法律？……事实上，比起电影，今年更让我难忘的是那些记录的短视频和电话录音片段，它们播放出一次次勇敢清醒的提问，这些话语伴随着行动和呐喊直击人心。当冷漠、伪善、麻木、算计、道貌岸然与趋炎附势不仅是一个个抽象笼统的形容词，而是站在你眼前或者视频里的实在的人，你才会真切地体会到愤怒的情绪从何而来，以及它意味着什么。
写到这里，传说了三年的病毒已经渐渐离开我的身体，开始找寻新的宿主。这种与“传说”直面相撞的体验有些不真实，但也踏实了。你可能更愿意承受一种真切的身体伤痛，而不是如朱维尔那般憋屈的精神折磨。尽管最终解除了怀疑，朱维尔也不再是英雄，而永远地成为了“曾经的嫌疑人”。一个努力生活的小人物，就这样被他深信的体制毫无道理地夺走了信仰、尊严、应得的回报、甚至是普通的生活。即便他用尽全力反击了，也无非仅仅是重新夺回了做一个普通人的权利。而施暴于他的庞大机构，依然毫发无损地继续运转，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没有对此前的问罪追责，没有对此后的防范预案。而对于这样一个个体，留给他的只有难以言说的伤痛相伴终生。这大概就是我对2022年的感受。
当异化成为主流、迎合被推崇、良知不再是准则，那留给我们的选择只有两个：跟着异化，或者，孤独地走向边缘。我选择后者。
刘倩兮是泰康空间策展人，目前生活工作于北京。
文／ 刘倩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