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FILM & VIDEO
在干旱的西北沙漠地带刻画一个“植物学家”有些反常识，不过电影《植物学家》中这个称谓指向的，其实是一个着迷于采集标本的哈萨克族男孩。这样的命名方式，以及选择以儿童视角讲故事，已经透露出导演景一在其首部长片中的创作路径——不依赖写实和线性讲述，而是采用弱叙事，以图像、想象和隐喻来构建意义。
男孩阿尔辛家乡所在的新疆伊犁州靠近边境河谷区，有着类似“塞外江南”的气候，湿润，四季分明，植被丰富。对阿尔辛来说，这是一个多事的夏天，经历了几重告别，像是提前到来的成年礼：他最亲密的朋友——一个汉族女孩将在暑假结束时离开，他们曾度过不少浪漫时光；去北京打工的哥哥突然返乡又再次远行。而家乡的村庄，也和世界上千千万万乡村一样，正经历着巨大的改变。
阿尔辛的那些植物标本，在影片中像是艺术装置，通过不同材质的拼贴，揭开哈萨克族文化、历史及其背后的精神世界之一角，这对于大部分银幕前的观众来说是陌生而神秘的。作为汉族导演，景一虽然在当地长大，但他不佯装懂得，而是试图用一种谨慎而轻巧的方式来表现他者。背景中沙漠里的遗址废墟、作为道具的书和旧报纸、暑假结束时孩子不经意的一句“我要回秋季牧场了”背后的游牧传统——这些细节都提供了一种介于内部与外部之间的视角，反映出这一边界族群今天的处境。而“植物学家”保存生命的职责，在这里也构成了全片最重要的隐喻：文化的延存。
在片中，文化没有被处理成本质主义的，导演在多处触及了民族文化与社会历史之间的互动。例如，阿尔辛和同族男孩朋友在草原上嬉戏式的拳击对抗，这个情节看似随意，实则有历史语境：前苏联曾将哈萨克斯坦作为拳击培训基地，这一体育体制的影响跨越边境延续至今——新疆哈萨克族拳击手在国内外赛场上都有突出的成绩。这种影响也自然地渗入孩子的日常中。
全片中最具“异域风情”的场景，几乎都发生在由家中女性主导的待客空间里——阿尔辛奶奶的客厅与庭院，叔叔前女友的屋子，挂毯、陈设、饮食，细节丰富而考究。这个设置很有心，仿佛我们是通过去本地人家做客而接触到陌生的文化。这承认了导演和观众的外部位置，我们凝视他者的同时，也在接受他们的招待。但客厅也是我们能够抵达的极限，电影中，我们无法走进这些女性角色的内心。
孩子的成长之痛，重叠以村庄的变迁。景一克制地以村里小卖部的变化及旁边工地的进度来折射体现，那是一种更加普遍的社会状况。哥哥这一人物，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典型故事。他离开家乡去大城市打工，因为一个小事故而仓皇返乡，然而这时候停滞的乡村已经容不下他了。
哥哥短暂回家的这段时间，阿尔辛和他一起在坡上放羊。哥哥用微弱的信号玩无人机，打电话给友人、给暧昧对象……周围一望无际，哥哥却像困兽。充满荷尔蒙的青春，在这个高速发展的国家最偏远的角落悄悄浪费。“上海好是好，就是太偏僻，”哥哥说，不知是开玩笑，还是汉语不好。城市与草原都是囚笼，回不去也留不下，这是无数离乡又无法真正抵达的年轻人共同的处境。阿尔辛在一旁观察，并在哥哥不用手机时借来玩，而他的命运，是否也将重蹈这条路？
夜晚，哥哥寻醉，在草料房里放音乐独自跳舞，讲在城里的故事。迪斯科球的光影之下，穿插以城市的图像碎片，与周围简陋环境形成反差，镜头旋转，此时电影进入一段恍惚出神的片段 。这个段落有些多余。用超现实的视觉效果刻画乡村，甚至刻意营造的出神的效果，在今天似乎成为了大陆文艺片的一种样板，其背后是一种变相的浪漫凝视，以奇异感代替真正的理解。《植物学家》大部分时候都尽量避免猎奇，但这一段迷幻场景仍然滑入了那种目光。这仿佛是一种影像创作层面的标本制作——把活的东西从原有环境中抽离出来，成为审美的对象。
在其他时刻，导演试图用影像捕捉那片土地原有的生命节律，也抒发了自己的乡愁。草地、沙漠、溪谷，那些地景被充满爱意地拍摄下来，地景中的人也饱含情谊。至于那些超自然的段落——会说话的马、以影子现身的植物精怪、似真似假的传说，有的人看到松弛，有的人觉得矫作。批评者认为影片象征意象堆砌，流于表面，缺少剧情深度，但也许，如果不是这种方式，这个故事或许根本无法被讲述，“点到为止”在这里未必只是风格。当然，这不意味着两者不能共存——故事及人物塑造，与感知优先的诗电影拍法，是否真的非此即彼？
植物的意象无处不在。阿尔辛说，家族有一本“家庭之树”，但是这棵树“从爷爷的爷爷之后，进入了微观世界”。“微观世界”在这里意味什么，电影并没有解释。故事中的爷爷不在了，而爸爸妈妈的缺位，也是一个巨大而无声的问号。哥哥被过继给奶奶，成为了主人公的“叔叔”，而阿尔辛真正的叔叔叶尔肯别克是影片中一个重要的角色，但始终未曾露面，他们之间的关系亲近而隐秘。
这个家庭的轮廓是模糊的，阿尔辛就生长在这些空白和裂缝之间。他有梦游症，这种观念性的人物设置使主角成为一个能够跨越不同世界的存在——白天与黑夜、哈萨克族和汉族、万物有灵与现代化、传统生活方式和“外面的世界”……在这个时代，原本彼此不相交的世界不可避免地交错重叠。此时，“植物学家”工作的两面性让人唏嘘——一方面，他倾情地保存生命形式；另一方面，标本终究无法挽回逝去的活力，只能是一种对已式微之物的归档。
文／ 张涵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