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FILM & VIDEO
它是个拒绝正装的影展。西服、领带、晚礼服等等，在这儿毫无用武之地。因为它的主角是一部部朴素的地不能再朴素的影像——直面社会现实的独立纪录片、故事片以及实验片。它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把让嘉宾们安顿在高堂大宅，然而旧都一隅经济型酒店倒也正好让宾客们其乐融融、不分彼此。装模作样在此毫无市场。
自2003年开始，每年一届的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CIFF），到今年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一路走来，它渐渐确立了自己的风格，其中之一就是在每年新近制作完成的独立纪录片中遴选出十佳作品进行放映并邀请导演到现场与观众交流，这是吸引我来的主要原因。
从今年CIFF的形式来看，它更像是集合独立影像作者的一次派对。获奖与否，导演们并不在意；重要的是CIFF提供的这个平台，让独立电影、作者和观众进行直面的交流。从本届纪录片单元的影片内容来看，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影像风格愈加多元，而关注面也不尽相同，所以很难用一个词汇来总结它他们的整体风格。也正因为此，我们看到了中国独立纪录片界向上发展的生长态势——作品未必足够成熟，但导演尝试着用自己的风格，将纪录片的视角伸向更广大的社会空间。
今年纪录片单元中的代表之作是季丹的《危巢》和郑阔的《暖冬》。《危巢》记录的是北京一户拾荒人家的孩子们争取上学的过程。片中摄影机和这户家庭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没有错过重要的事件片段，孩子和大人们在镜头前的表现非常自如，似乎完全没有被在场的镜头所干扰。《暖冬》则将视线对准了北京798艺术园区的拆迁事件，艺术家们为维护自身利益从最初联合最后却又分崩离析。片子的叙事、剪辑相当流畅，且充分展现了纪录片的客观性。这两部片子的一些共通点，也代表了此次参展纪录片的一些特质。
首先是对社会公共话题的关注，而非小众题材。从表面上看，《危巢》关注的是拾荒者这一边缘人群，但实质上表现的却是底层民众对平等享有教育这一公民基本权利的渴求与争取。此外，少年青春期的叛逆，对父权、对一切权威的反抗，也在片中有充分展现。《暖冬》涉及了798等艺术区的拆迁问题，艺术家联合起来实施开展的暖冬计划，不仅仅是为了艺术，更是为了他们剥离艺术家身份后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对自身权利的维护。然从合力维权到最后的心存芥蒂不欢而散，直视的是人性中的阴暗面。《瓦斯》聚焦的是煤矿事故这一特定的公共社会事件。当主流媒体没有报道真相的勇气时，民间影像介入，试图还原公共事件的原貌。丛峰在解释《未完成的生活史》时，说自己对于主人公的社会身份感兴趣。他们是受过良好教育、有着不错工作的人。那么他们的内心困惑、所处的社会困境则代表了更广泛的人群现状。《差馆2》对准的更是社会公共场所——火车站旁的派出所。当纪录片导演不再把猎奇、偷窥特殊人群作为影片卖点，而是关注大多数人的现实困境、社会中的现实问题，纪录片社会性的位置才被真正摆正。
从今年展映的纪录片来看，拍摄主体开始深入作品，不单纯只作为影像的记录者，更是作为纪录片的参与者。这种作者在场表现的踪迹出现在了许多片中，虽然时有外露，时有隐藏。从表面上看，《危巢》、《暖冬》的作者只是客观记录者，但其实他们也参与到了片中的事件。《危巢》片中的一家人和导演季丹是多年的朋友。孩子给季丹打电话说起上学的困境时，于是季丹被卷入其中，“不由自主”地带着摄像机，出现在了这户人家的生活中。在西霞和弟弟尝试赴湖北黄冈中学的行动上，季丹给予了经济和生活等方方面面的支持。孩子们也不把季丹当作外人，于是生活中戏剧性的一幕幕，才毫无遗漏地出现在了纪录片里。《暖冬》的导演郑阔曾在798艺术区工作，和艺术家们很熟悉，也是暖冬等反暴力拆迁计划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差馆2》中出现导演画外提问的声音；老唐头常常对着摄像机叫“徐童”；《萱堂闲话录》里唠叨的是导演邱炯炯的祖母；，《未完成的生活史》的主角是导演丛峰的朋友；《还卜琴父以美丽》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而《生活而已》更是采用了自拍模式……以上可以看出，这些导演拍摄作品的时候，不再甘于做静止在墙上的苍蝇，不再甘于做一个个不闻不问的“艺术家”，不再只是社会生活的见证者，而是用自己的摄像机、用纪录片的创作方式介入社会。他们的介入，不论是深是浅，都是对生活态度、对社会责任的表达。
如今的独立影像时代不再是挂着质朴的牌子、以粗糙业余作为视觉标签了。日渐专业的剪辑手法、摄影技巧，以及多元的制作手段在此次影展纪录片中也有所展现。《暖冬》的剪辑相当流畅。它以人物口述为贯穿线索，穿插反对暴力拆迁的现场记录，并配以音乐辅助叙事。漂亮、精简的结构使得观众毫无障碍地步入导演的讲述空间。多元的影像手段在邱炯炯的作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萱堂闲话录》中用了一个扮演的男天使以及实拍的公鸡作为串场，隔断祖母的回忆。邱说，这样做纯粹是出于形式考虑，没有特别的意义所指。即便如此，这强烈的形式感还是引来了此次影展的第一波观影高潮。《砻谷记》中透露出了国内纪录片难得的诗意。片中多次出现的的麦田、老屋、小狗等田园的意象，片子没有过多外露的历史文化职责的担当，只是静静地展现了一个的脱谷工具的制作过程，像极像了一曲清婉又略带忧伤的乡村田园挽歌，告别那一去不复返的农耕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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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种种，我们似乎看到了令人鼓舞的创作面貌，然而事实远非如此。从创作手段上看，国内独立纪录片创作者还是一如既往地崇尚纪实手法，惟长镜头、同期声为最佳处理方案。诚然，纪实乃纪录片的基本手法，但各类拍摄方式、叙事线索和剪辑手法应该多多引入，平行剪辑、插叙讲述、声画对位等等手段都可以被纪录片广泛使用。在不破坏事实现场的情况下，导演需要调动多种手段丰富纪录片的叙事、抒情、表意的能力。这点在国内纪录片作品中体现得很不充分。在题材选取方面，虽然作者们注意到了主流的社会问题，但还做得不够，例如本届影展中城市题材的缺乏；纪录片的社会功能远未充分开发，纪录片的传播仍然集中在小众范围。在这方面，英国拍摄的关于印度反水坝运动的纪录片《淹没》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范例。片中纪录作者的到场，影片对于反水坝运动的推动，远远超过了我们所能想象的一部纪录片的社会意义。我时常在想，什么时候中国的独立纪录片也能达到这样的社会效果？
本次影展，个人认为最佳的影片当属万玛才旦的《老狗》。作为藏族象征的藏獒，是牧民最好的朋友。但在接连不断的盗狗事件、商人的纠缠之下，主人不得不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亲手杀死老狗，为的是保存最后的尊严。影片的力量凝聚在了结尾。这也体现了故事片的长项，：在于把控中表达自己的意象。纪录片的长处和短处，都源于纷繁芜杂的现实本身。有时候，生活本身能给人以开放的思考空间，但有时，我们看到的是太过混沌的作品影像。纪录片有时需要借鉴剧情片集结主题的能力。
每年CIFF纪录片单元中总有一些新面孔崭露头角，比如今年依靠《自画像和三个女人》入围年度十佳纪录片的章梦奇。她的身上不仅有对多元影像风格的探索意识，还有着对社会现状的切实思考。当问到“为什么国内出不了快乐的纪录片？”时，她回答说，欢乐不是纪录片的职责，中国的社会现实远比想象中灰暗。
南京的五天，注定不是享乐的时光。这里的作品是接地气的，是直面社会现实的。华表的礼服不能应对这样的气氛，耀艳的红毯也无法承受其中的沉重。CIFF敦促我们回归当下，倾听自己，洞察周遭，抑或触碰中国的最痛处。
作者余娟曾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戏剧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现供职于SMG，从事纪录片馆藏和推广工作。
文／ 余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