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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的一生”（To Live in China）是一项独立电影放映项目，由张献民、左靖策划，2011年四月份在广东时代美术馆举办，九月份来到北京的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十月份走入西南交通大学当代艺术研究中心。其中加盟的艺术空间还有成都的千高原艺术空间，重庆的器空间，四川美术学院新媒体艺术中心以及深圳的OCT当代艺术中心。这是一项类似巡展的循环展映项目。包括二十四部内地独立电影作品，有剧情片与纪录片，影片的制作时间跨度近二十年，远至1992，近至2009，以本世纪前十年为主。地域上南至福建北至黑龙江。关于展映主题“当代中国人的一生”，策划者之一的张献民在策展前言中做过简单的诠释：“我试图把人的生活史划分为通俗的几段，以每一段为题，组织一些作品，把那个社会构架，个人历练，公共话语表现出来。” 按照人生的不同阶段，策划者选择了各个阶段对应的作品。由此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看和讨论的线索。
2011年十月，在伊比利亚结束的放映中，工作人员讲述了排片的思路，按照最简单的时间划分，从童年开始，到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直至死亡。所以开幕片为讲述幼儿园生活的《小人国》。本片曾在2009年于全国公映过。这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同道的作品曾被教育专家作为研究范本进行讨论。在远离尘嚣的儿童世界里，从春到冬，四岁的女孩陈辰都在校门口等待一个男孩。如此幼小的孩子有着这样一份纯粹专注的情感，令很多成年观众为之动容，也令不少研究过本片的教育专家感到讶异。张同道就是描摹了这样一个有别于成人世界的乐园。他的摄影机也有意剔除了幼儿园外的任何干扰，使得这里更像一个“非人间”的国度。影片纯净温馨的气质为这一浩大的放映项目拉开了光明的一角，而这也是所有的片目中少有的温和的一部。但片中儿童的表现，却令作品本身的“中国人”特征并不明显。因为这是一个有意避免大人介入的“国度”。而拍摄小学生选举的《请投我一票》（陈为军，2007）则令小主人公们身上的中国人特色浓厚许多。武汉某小学三个小朋友竞选班长，在这一过程中，同学和家长的卷入令一切微妙复杂起来。从脖子上系上红领巾的那一刻，小人国就关上了大门。短暂纯净的童年时光戛然而止，孩子迅速长大。
“在我38年的生涯里，我觉得我体会最深的、最苦的就是高三一年，我估计到我死的时候，我都会说，我人生最苦的就是高三一年。”这是福建武平一中的老师，高考前动员时对台下学生们的一番讲话，也是纪录片《高三》（周浩，2005）里很平常的一幕。整部影片，都笼罩在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氛中。虽然，在“当代中国人的一生”放映项目中，周浩这部作品被划分为 “少年”阶段，但本片所渗透出来的强烈的压抑焦灼感，也正是当下中国全社会的一个精妙写照。它所产生的共鸣性，也为其赢得了很多观众。
当这些被全社会寄托了全部希望的少年们拼入大学后，四年结束时，大部分面临的可能是优越感尽失的蚁族生活。他们更能从地铁歌手旭日阳刚的《春天里》找到慰藉，生存的挣扎已经让昔日的天之骄子早已面露老态。这与《我毕业了》（王光利，1992）那些唱着《大约在冬季》的毕业生的惆怅是不一样。这部拍摄于1992年的纪录片从完成到现在已有将近二十年的历史，但在公开场合只放映过五次，至今网络上仍有网友在询问片源。策展人之一的张献民不止一次惋惜地强调过这部作品迄今为止的放映次数，而作为本次放映所有片单中唯一一件制作于90年代的作品。从整体上讲，它的入选显得似乎有些突兀。策展人对它的青睐也让它成为在广东时代美术馆放映时的开幕片。片中的主人公和导演本人及两位策展人的年龄较相近，这更像是他们对自己年轻时代的追思。而有心的观众也许会想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来到广东，发表重要讲话，呼吁经济改革，彼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已走出书斋，纷纷踏进商海。但全民励志的大场面却并未感染到片中的毕业生们。他们脸上的迷惘和哀伤，更像是对80年代理想主义的缅怀。在走出校园后，这份迷惘和哀伤很快会被现实主义的坚硬所掩盖，但却渗透到一代人的身体里，弥散到世纪末直至今日。
1997年，唱着“恨不能荡尽绵绵心痛”的县城青年走进中国电影人的镜头前（《小武》，贾樟柯，1997）。颓废逐渐成为这类电影和其所刻画群体的突出共性。县城，或者说中小城市，是中国独立电影中频繁出现的一个场域。从这里走出的导演们，最初的创作冲动总是萌生于家乡的青春记忆。他们将摄像机对准刚刚经历的青春阶段，对准留守在那里的兄弟们。当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的划分在今天依然泾渭分明时，当百分之八十的农业人口中的青壮年走出村庄时，县城成为他们试图摆脱农村身份的一个聚居地，有人来这里寻梦受挫，如晋南山区的二冬（《二冬》，杨瑾，2008），也有人留在此地并不离开，且永远离不开了，如醉卧在路边的阿力（《光斑》，杨恒，2009），伤倒在街头的国庆（《青年》，耿军，2006）。如耿军在创作阐述中所言，“在我的家乡鹤岗，更多的人因为流连家人和没有勇气去面对陌生的世界而留在了那里。”他片中三位在东北城乡结合部的主人公，虽留在家乡却并未过上安顺的生活。故事取自真实事件，并非是作者一厢情愿的臆想和对社会的悲观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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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本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但三部影片里描述的小城青年却无一例外都是生活的失败者，他们仿佛从一开始就在下坡路上奔走，想向上走却总是被某种力量拉扯回来，最后甚至越走越糟。黄河边二冬的窝囊人生，只在导演杨瑾赋予他的梦中，才得到点滴释放。大中国，小城青年，不如意的命运，被剥夺话语权的他们，只有虚幻的银幕才留下活过的踪影。为他们书写生命个人史的，是与他们同样面临生之艰辛的、身上写着县城印记的创作者。所以才唱出“你跟你自己写历史记号”的自嘲和无奈（《青年》插曲）。而这也是“独立电影在中国所呈现出的介入现实的勇气和深度”（左靖语）之力量所在。
在年轻的生命尚未充分绽放时，尴尬中年就已来到。这一章节选择了四部影片，包括两部纪录片：《喧哗的尘土》（闻海，2003），《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张战庆，2006）；两部剧情片：《新娘》（章明，2009）、《斗鸡人》（金瑞，2009）。从性别讲，这些男导演奉献的影片关注的是中年男人的生活。《新娘》拍摄于导演的家乡巫山，四个中年男人想为其中的一个娶个小新娘，然后制造意外让其死去，以换取高额保险。不疾不徐的叙事节奏，舟船往返、江风轻拂的巫山美景令人感觉不到情节的凶险，更多的是几个中年主角的无聊与龌龊。故事从头到尾不过是导演给中年男人开的一场玩笑。这些人的面孔与大街上或酒桌前任何一个惶恐衰老的中年面孔并无多大区别。他们膨胀的欲望和对自身的失望在当下中国的这一年龄段的群体身上具有共性，并无阶级或地域之分。老牛吃嫩草的欲望不过是对自身的怜悯与拯救。他们更像作家阿乙笔下的赵法才：“这样的年纪也曾让他产生拥有一匹白马的想法，他想骑上白云般的白马，离开红乌镇，去做自由自在的鳏夫。”（《意外杀人事件》）。
作为女性观众，我想到三十年前的那部知名的影片《人到中年》（王启民，孙羽，1982）。潘虹扮演的肩扛生活重担的中年医生，用一双忧愁的大眼睛替编剧谌容喊出了“还我十年”的委屈与不甘（巧的是，谌容也是来自巫山）。这一后文革时期勤勉温良的中年女知识分子形象，在当今的屏幕上几乎绝迹。而本次影展中，女性形象的稀缺，也使得“中国人的一生”更像是“中国男人的一生”。
老年时期所选择的三部片：《老安》、《老年男女》、《光棍儿》，共同特点是对老年人情感世界的关注，而里面的爱情在正统的观众看来又是“不那么正经”。套用《喜宴》里的台词来讽喻国人的尴尬人生：“你看到的正是五千年性压抑的结果。”这里似乎可以改成“你看到的正是一辈子性压抑的结果”。可以说，“当代中国人的一生”中，尾声是荒唐的，是豁出去了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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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老头》而进入纪录片创作的杨荔钠，这些年陆续拍了不同素材，但大多未剪辑，《老安》是为数不多一气呵成的一部，看来她最得心应手的依然是老年题材。她镜头前的老年故事，流溢出女性的温情。观众会惊讶于她与拍摄对象之间毫无芥蒂的关系。九十多岁的老安，在天坛公园跳舞时，认识了比他小几十岁的舞伴小慰，双方都有家室，老伴也都健在。小慰平时除了与老安跳舞，也会在生活上照顾他，帮他去医院挂号，给他送饭。老安坚持认为这就是爱情。即使在自己的老伴面前，他对自己的这份“婚外恋”也毫不避嫌。当女主角突然去世后，老头在哀痛了一段时日之后，重新踏进舞场，再次寻找春天。《老年男女》（訾涵，2009）这部影片的主角与《老安》的主人公，在感情的态度和经历上是颇有相像之处的。它记录的是济南一家老年婚介所的寻找配偶的老人们的故事。时常光顾这里的是年过八旬的老贾，他一定要找一个四五十岁的漂亮女人，却一直未达成心愿。他不与儿女同住，坚持独居生活，找个年轻女人作伴是暮年生活的最大动力和愿望，纵使受挫被侮辱也在所不惜，一直到死都是如此。而另一位老太太，则被老头们热烈追求，但依然是谁也没答应，用时髦的话讲，就是和追求对象保持着“暧昧”的关系。《光棍儿》是这三部里唯一的剧情片。由年轻的导演郝杰在张家口的乡下老家拍摄。参与的演员也是村里的老乡，剧中的“光棍儿”本身就是光棍儿。原生态的表演使得这部作品更像是加入了些许夸张元素的纪录片。它荒诞又真实，可笑又可哀。大胆的台词，释放的情感，却愈加突出了性的干涸，因干涸而饥渴，因饥渴而畸形。
从整体上讲，“当代中国人的一生”是灰暗的，是缺乏光芒的。政治正确者会对这一项目整体的“灰色基调”表示担忧，中产阶级则会因观看的疲累而后退。在这次活动进行中，我曾听到场外一位观众在看到小册子后，表达了拒绝观看的想法：“这些影片都太灰了。我的生活已经够累，不想再重新看一遍。”拒绝观看也是“看”的一种态度。在一声叹息的同时，让我们浏览一下主流媒体报道的几个数字：在2011年4月新华网刊登的一篇关于中国人的幸福度的文章里，这样写道：“盖洛普民意调查所公布的2010年全球幸福度调查结果表明，只有12%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美满”。多达71%的答问者说，他们生活艰难。”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放映项目中，策展人和创作者是有着苦难与悲观意识的，但他们也不是在做杞人忧天的担忧。客观的数字比主观的创作要更为明确。
从头至尾看完二十四部影片，经历着上百个中国人的悲欢际遇，各种滋味，一言难尽。我想起曾经看过的一段采访，作家余华在谈论写作素材时这样说过：“大概是在1990年，我在王府井的大街上，突然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泪流满面地从对面走了过来。我们当时惊呆了，王府井是什么地方？那么一个热闹的场所，突然有一个人旁若无人、泪浪满面地走来。是什么使他如此悲哀？而且是旁若无人的悲哀！”
文／ 王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