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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里办公室看微博上的当代中国大概就是《天注定》这个样子，一个不管你关注的是谁都会看到的中国。想象着全体在电脑程序之下使用一种语言，操一颗心。很显然贾很忧虑，也自然不会去回避现实的这些状况。条件在变化，所以电影要有回应。这一次，他以及团队使用非常直接易懂的故事讲他听说的、不在场时发生的故事，尝试与当代社会讲和，寻一些出口。
四个故事似乎都是头条新闻。山西的一个匹夫打猎，有一把枪，乡里有个寡头煤老板。家在重庆的一个头戴公牛队线帽的匪徒骑着摩托为了路过山西而路过山西，然后回家给母亲过寿，再过年。重庆桑拿房有个姑娘做前台，被误认为是小姐，出了些事情。前台小姐的男友有妻室，男人到重庆和姑娘见面，临别在火车站分手，因为包里的水果刀没过安检，女的没能把男的送进站台。男人在广东有厂，制造业。厂里一个小工，做工的时候和人闲聊，对方工友不小心出了工伤。很多泄气的故事放在一起，四个故事都见了血，三个杀对方，一个杀自己。发生情节的部分还是在类似县城的地方，有一点土，一点洋气。国的界限清晰，拍到陆地的边境即海岸线，没有出国，小老板姓没这个选择。
人的迁徙是贾持续的主题。煤老板做飞机、张嘉译做动车、王宝强骑摩托。电影导演很难摆脱对于现代性的思考，特别当其肉身所在的实体世界面临持续的颠簸，个体迁徙的方式和位移的距离以加速度增长，人类的动物性变得那么的不重要。机器代替动物成为移动的工具，同时机器成为运输动物的工具。取代乡政府成为山西县城权力代表的是以私人飞机来回沿海内地的煤矿老板，同时拖车之前的运煤工具马匹失去了运输的功能。但是消费功能还在，可以继续买卖。人夹在自然史和现代史之间，在一种包裹着人类中心以及赛博文化的新现实在持续输出清晰易阅读的符号和景观的同时，应对的策略似乎是另一种超越历史的宇宙秩序和含混且暧昧的表演性。一边是广东室外碧绿的芭蕉叶，另一边是重庆家里的芭蕉叶墙纸，两地间穿梭，真与假之间没有障碍。
王宏伟在片子里演地头蛇，韩东演光顾高级俱乐部的富商。贾也一样，放开嗓子要“拿下徐悲鸿”。一个取材自大众文化浓缩结晶后的情节剧，得喊徐悲鸿而不是刘小东。俗世的表征要求电影以足够简单、清晰的方式呈现，无论是形式还是故事都需要绝对的通俗。选择侠义也与此有关，承袭胡金銓《侠女》作为首部华语片在戛纳获得肯定的历史，不满足只做艺术片导演的贾需要用平凡人的愤怒来包裹自己的雄心壮志，超现实并不适合当代武侠。而为了如此的清晰度，需要放弃暧昧和自我矛盾的可能，而是做一部拍给大家的电影。
文／ 周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