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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带给人的感受很复杂，绝不是痛哭流涕或抚掌大乐，更不是不痛不痒，或会心一笑；它甚至无法在今后的创作中充当任何教科书的角色，也不能提供什么激越的桥段。祖父苍老的脸，夸张的文明戏排练，年轻人踏过雪地的欢跃，从东北到上海，从重庆到香江，创作者为我们展开的那一幅幅白描的画卷。他们的手法不疾不徐，既不过分贴近权作代言，也不冷言冷语作壁上观，当事人徐徐道来，分寸拿捏得恰如其分，左联的作家并不都是我们以为的“左”，那些看似凄风苦雨的岁月也并不都是苦难更有温情脉脉，至于那一段段情感纠葛，更是不偏不倚，不过分描画，却是戏眼都在、精当无比。《黄金时代》的创作者们下手算得上“狠”。可是他们对剧中人宽容关照，却对自己狠得下心、下得去刀。这种宽严相济决定了本剧的气质奠定在种种“矛盾”之上却收获了平衡。
如果将本剧的文本放置在戏剧舞台上，那么《黄金时代》的样式算不上新颖。这种“新历史剧”与“文献剧”的做法其来有自，所达到的“间离效果”奠定了本剧的语法：打破观众在看故事的幻觉，拒绝情感的沉溺，引领观众思索。这种舞台感很强的剧本打法或许是因为编剧李樯出身于戏剧学院。然而，电影的镜头语汇则更有助于讲述者们更加自由的“跳进跳出”。从文本来看，这是一种既主观又客观的叙事，事件在不同讲述者的主观回忆中递进游走，忽而是旁观者，忽而是萧红本人；同一事件也会在不同当事人的口中进行陈述。正是这种多角度、极度主观的呈现导致本片相对客观的气质，创作者们试图从众说纷纭中与观众一起逐渐寻找、完善出一个萧红的形象。
对于一部戏的形式与气质，经常走进剧场的戏剧观众似乎较电影观众更容易接受多元的叙事性态，须知“一戏一格”，一部戏的创作者有权规定自己的创作语法。对于《黄金时代》这部影片来说，亦然。
李樯是行内外备受推崇的极会写戏的剧作者。他的影片富于戏剧性，善于塑造“有戏”的人物。但是在《黄金时代》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他以往的创作色彩。“最会写戏”的作者却写出了一部最“不像戏”的戏。可以说，李樯将自己隐匿的很深，他就像一个默默吐丝的蜘蛛，织出一张民国时代的颠沛流离。人物们“口说我心”的同时，也能见作者所下功力之深，以及对笔下人物的疼惜。他不去过多渲染和寻找戏，不作过多解释与描摹，但正是这种文学型态上的极致，又导致了本剧剧本上的成功。
导演许鞍华显然深谙剧作者的创作意图。她镜头下的一切，对剧本几乎都是添彩，而甚少存在消解。她的镜头，圆熟的指代着剧中各个人物的“主观”。清洁而浅白的，是胡风与梅志以及他们身后的家庭生活，每一次出场都是安适、生活化的，甚至总有孩子的形象。这与萧红自身经历在东北的纷乱、西北的苍黄以及西南的混黯形成了绝大的对比，而萧红数次以旁观者的角度观看他们的生活，这种“家庭”的意向恰是萧红生活中的缺失，也是她可望而不可及的想往。如同萧红眼中清洁的“家庭生活”一样，许粤华这个人物也是伴随着萧红的叙事生发出来的。这个让萧红无法责怪的“插足者”也带着一种独特的美感，而这时的许粤华并非是历史中的、书本中的客观人物，演员在塑造的恰是萧红脑海中制造出的“全新的”人物形象。这种间离之中的间离、主观形成的客观，正是导演与编剧达成共识的美学追求。
更令人觉得可爱的，要数鲁迅与许广平的人物形象。我们似乎第一次发现“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迅翁是个江浙男人的属性，以及那个如同地母一般宽厚的许广平。这是银幕上第一次出现如此生活化的鲁迅形象，与之相衬的正是会在寒夜把丈夫的脚揣进怀中的许广平。就像剧中出现的许多人物一样，他们惊鸿一瞥，沿着自己的轨迹生活。你能立刻判断出这些人物是“生活着的”，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他们彼此沿着自身的轨迹运行，而后交汇，最后别离，或者永别。无数个鲜活的人物，是《黄金时代》对观众、对银幕本身的一大贡献。
除了萧红的一生，电影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其人生无不是波澜壮美。在那个群星交汇、以命赌人生的年代，哪一个人物拿出来都是传奇。然而导演和编剧却不拿传奇给人看。没有戏剧性的生离死别、爱恨纠葛，只有被刻意消解的“传记”。正是这种克制之美，完成了本片气质上的高度统一。创作者们带着观众退后两步，在银幕前拆毁了第四堵墙。故事片最容易让人酣然大笑或淋漓落泪。但本片的创作者们则怀着一股执拗，他们时不时的在提醒观众，你不是在“他们”的生活中，你就是观众，你需要思索。然而你还是可以入戏，你能在只言片语中看到萧红对自己的坚持，在叙事的碎片中她对生活的迷惘，你能一脚深、一脚浅的摸索那一代人对于自由的追寻。最终你会理解萧红的每一次选择，理解为什么会有诗人写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诗句。萧红不断的奔向自由，爱情的自由、生活的自由、选择的自由与创作的自由。而那个年代这可怜的自由对于女性来说是何其微薄，于是她不等人的施舍，凭着一番孤勇一个劲儿的跋涉。于是，每个人拼凑出了自己心中萧红的形象，或许可爱，或许不可爱，但你无法否认她能够舍弃世俗生活的快乐，去追求文学带给她的终极的解放。
许鞍华和李樯不用现代人的眼光衡量那个时代，也不把萧红的一生看作一个巨大的绯闻、巨大的传奇故事。正是这种创作上的克制赋予了《黄金时代》一种独特的隐忍之美。
文／ 杨浥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