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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男人跨出小轿车，跑步穿过高大的城墙，赶着去开会。他就是周浩最新的纪录片《大同》（又名《中国市长》）的主角，古城新建的规划和主持者，前大同市市长耿彦波。以煤矿产业为经济支柱的大同如今是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且面临着经济转型的重大挑战。市长耿彦波认为大同的优势和独特之处在于其1600年的文明史，因此他想以文化产业为切入点，重塑大同面貌，带动城市经济。如此庞大的社会工程必然有其代价，其中一个重大问题就是50万人（大同人口三分之一）的搬迁。
标题过后，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对准了一处拆迁工地附近的小学，放学的学生正陆续离开学校，大门十分斑驳，与之前崭新的城墙形成鲜明的对比。学生穿过一条小巷，用衣物捂住口鼻以挡灰尘，新建的城墙和古老的寺庙塔楼朦胧地矗立在背景处。无论是借用儿童对未来进行隐喻，还是工地和寺庙的近远景共存，画面内容和构图无疑都是精心挑选和设计过的。开篇短短的三分钟内，电影完成了一次简明而多面的论述，关于大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关于拆迁所涉及的利益冲突，关于我们观看处理类似题材的独立电影时带有的主观判断和期待。
跟随镜头进入耿的每日行程。公共空间中，他的不辞辛劳逐渐建立起一个令人钦佩和同情的形象。清晨离开住处耿便会遇到寻求帮助的市民，所到之处他都会耐心聆听民众反映的问题，到施工现场要处理建筑商的偷工减料，回到市政府还要面对官僚下属的无能。画面穿插私密空间内的对话，把电影带入耿的精神世界，他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古代的知识和道德标准，他想通过重建古城来复苏经济也就顺理成章。他相信大同的文化灵魂能让这座城市起飞，同时又焦虑于时间的飞逝。一方面他对自己的文化策略坚信不疑，全力督促拆迁的执行；另一方面他带着善良面对与各种历史和现实问题抗争的市民。“大同不是创业者的天堂...但是穷人，外地的穷人流浪到此，能在大同活下来，从另一个方面，这也是大同的厚道吧。”
现代政治人物的角色深植于复杂的人物关系之中，电影也在耿彦波以外的各色人物身上找到支点。拒绝搬迁的居民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所处地困境，问题得以解决的上访者表达他们的喜悦和对市长的支持，公园里市民的闲谈都是充满回味的民间智慧，同僚的言语透露官场的微妙和暧昧，市长妻子抱怨耿回家太晚睡眠太少，工程承包商也会在镜头面前小发脾气......电影没有简单化地在拆迁事件上发表立场，而是以多元化的图像表现了一种民主的态度。
美国纪录片导演梅索斯(Albert Maysles)说：“拍一部电影不是为了寻找问题的答案，而是试图捕捉生活的原貌。”周浩秉持着同样的原则，无论是面对抱持各种声音的市民还是穿行于行政景观之中的耿彦波，他的镜头始终保持好奇和开放的姿势，貌似无目的的记录时刻准备着迎接生活和现实中那些充满揭示性的时刻。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情景无需任何诠释，形式主义的荒诞和喜剧默默浮现其中。电影结尾处，历史的想象力给了它最好的情节。耿彦波突然被调任离开大同，新上任的市长有不同的城市发展规划，耿的所有工程因此停滞和废弃。大同的得失，历史的动因，都立刻成为影片思考的对象。
然而从诞生之日起，纪录片就不是单纯的对客体的纪录。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拍摄了一部短片记录法国摄影师协会成员在里昂港下船的场景(《Neuville-sur-Saône: Débarquement du congrès des photographes à Lyon》)。镜头对准登陆的地方，职业摄影师们在知道被拍摄的情况下，其中一些人脱帽致敬，微笑着看向镜头，一些人则躲避与镜头对视，快速离开走出画面。这段不到一分钟的短片被很多人称作卢米埃尔兄弟第一部真正的纪录片，因为它记录和揭示了隐藏在画面表象背后的看与被看的关系。这种关系存在于镜头与客体之间，观众和电影之间，它是纪录片的本质所在，是所有纪录片导演和观众都无法摆脱的现实。
必须强调，周浩首先是一个记者，而《大同》作为一部以政治人物为中心的纪录片首要的特点是它提供了一定的可见度，也因此获得了在公共生活和社会集体意识中的价值。然而，电影是一种构建，具有无法消灭的主观性。对此周浩既不逃避也不否定，而是以此为基础塑造人物，编织故事。政治与纪录片，两者都是富有表演性的复杂机制。在周浩的探索和把持中，它们互相书写着彼此的历史。
文／ 吕阳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