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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江永乡下，破旧的长廊下，常常坐着一些老年女性闲话家常，何艳新也是她们当中的一个。若非懂得女书，她的日子会如许多乡下妇人一样，安于一方，在繁忙的农事和养儿育女的劳作中，悄无声息地度过一生，将人生的无言苦涩埋进土里。然而，生而灵秀的她自小从外婆那里学会了女书，这不仅给了她一项异于他人的“技艺”，也成为支撑其人生的一个精神后盾。
从《女书回生》的题目来看，它很容易被理解为一部以打捞民间文化为主题的专题片，但作品本身较好地避开了这一猎奇色彩的名号。在江永县河渊村的石头小巷里，导演从何艳新的日常生活切入，刻画出一个性格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时常出现在镜头前的还有与主角结为姐妹的学者刘斐玟，陪伴何大部分人生的同村结拜姐妹，以及她的女儿。她们聊天，干农活，做手工，煮饭。片中男性人物的存在感偏弱：一位是何艳新已故的丈夫，几张照片和妻子的一些回忆再现了逝者生前的点滴，即使何的丈夫生前与她有过矛盾争吵，也只是被生者寥寥几句带过；另一位是同村结拜姐妹的丈夫，一位勤劳隐忍内向的男性。这几个少有的男性角色基本处于暗哑缄默的状态。
对于女书，何艳新并没有采取完全肯定的正面态度，而是将其长时间隐藏起来。对她而言，被学者视为民间珍宝的女书，更象是一个密封了苦水的坛子，装满了生活的苦涩悲怆。每重温一遍，就是在咀嚼一次痛苦。导演郭昱沂努力拉近她与拍摄对象之间的距离，去了解对方的生活，通过细节展现了一个性情鲜明、不卑不亢的农村女性形象。在这里面，片中另一重要人物——女书研究者刘斐玟起到了拉近摄影机和拍摄对象之间距离的决定性作用。刘斐玟因做田野调查与何艳新相识并结为姐妹，她的存在影响了作品的人物塑造和情感厚度。但这样也形成了一个错觉：导演和刘斐玟保持了同一步伐和立场，前者仿佛成为后者的化身。
在拍摄者的要求下，何艳新和女伴唱起了哭嫁女歌，眼泪滂沱，这段长时间的哀痛歌唱，一方面令人体会到这些女性人生的不易，另一方面却也触碰到了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纪录片的伦理问题。基耶斯洛夫斯基言：“宁可去药店买些甘油，刺激演员流下假的眼泪，也不愿意拍到别人真实哭泣的场面。”很显然，在这一过程中，拍摄者与被拍者之间的情感交换是不对等的。这段撕心裂肺的痛哭，如果仅仅是为了将她们会唱哭嫁歌这个“技艺”纪录和展现来，那是否有必要呢？若有必要，那纪录的时间应为多长？是点到为止还是用无动于衷的机器完整地拍下来？在放映现场，这段歌唱者全情投入的边唱边哭的场景，因唱词的含义与观者之间的情感隔离，以至于竟然显得有些荒唐，甚至引起有的观众笑场。
这些女性人生究竟如何不易和不幸？男性的世界为她们的人生增加多少痛苦折磨？这些信息很难从片中具体捕捉到。只能粗略概括：旧时代走出来的乡下女性的共运就是如此。
过去和现在，女书也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作品在这方面进行了对比，两代人对女书的态度出现了明显的不同。新一代人更象是将女书作为一种文化奇观，学习和传播的同时也增添了商业色彩。而在何艳新这样老一辈的传承者身上，女书成为了她们从同性那里寻求情感依存和庇护的隐秘纽带，是一道写入生命的密码。
文／ 王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