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出生于甘肃玉门，现居北京的艺术家庄辉以针对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一系列观念摄影和社会介入项目为人熟知，近年来，他的创作方向发生了明显转变，开始以更为个人的视角，借道“自然”，切入更大的文化传统。目前正在北京常青画廊展出的“祁连山系”便是艺术家自2011年首度进入祁连山以来，于最近两年在当地山区实现的新作汇总。本文中，庄辉与我们分享了他近期观念上的变化，以及关于山水风景和“自然空间”的诸多思考。展览将持续至6月4日。
我们这代艺术家早年心里多少都埋藏着一种梦想，就是希望通过艺术可以改变世界，这跟文革时代耳濡目染接受的基础教育有关。那时候常提的一种说法是，艺术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所以年轻的时候就老想当“工程师”，觉得可以通过自己的创作，为这个世界贡献一点微薄之力。
2008年，我和旦儿在甘肃省做完“玉门”摄影计划以后，这个梦想就基本破灭了。当个人和群体的欲望被挑逗到如此地步时，我们还能做一些“有效”的工作吗？
在2009年的一件作品《木工师傅的边角料》中我们谈到了一个问题：一个木工师傅面对材料时，他会截取自己认为有用的部分，剩余的则被当做废料丢弃。日常状态下我们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在选择了文明的同时也选择了遗忘。
不过，所谓“自然”也是个相对的概念，就算是珠穆朗玛峰，也有人在那爬山，海拔5000多米的大本营，也是垃圾一片。我愿意讨论的是存在于一个人内心当中的自然空间。这个空间的存在非常重要，有了这个空间，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日常行为放进去进行度量。《玉门》作品之后，我的想法有了一个大的转变，开始思考对于自己来说，这个空间在哪里？思来想去，决定先把自己放逐在祁连山去做些尝试。
选择祁连山也有些个人因素在里面。那里的地理环境跟我的出生地相近，我喜欢简单枯燥、缺少丰富性的地方，比如一望无际的草原或者戈壁。在水草过于丰美的南方山水情境里，感觉人很容易想些堕落的事情（笑）。在作品的创作时我对自己有一个要求：作品中的“做”是次要的，通过做的过程让自己进入一个未知的学习领域才是最重要的。进入祁连山，首先面对的当然是关于山水的认知。
2016年年底，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了两个展览，一个“华夏艺术中的自然观”，还有一个叫“公主的雅集”。看到郭熙的《早春图》和荆浩的《匡庐图》原作时，我受到了很大震撼。尤其是荆浩的作品，完全改变了我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想象。这是一幅非常中正的，精神高于一切的大千世界。这件作品修正了一直以来我对知识分子浸隐于山水之中是为求避世的错觉。我们经常说，中国人没有形成过自己真正的宗教，但没有宗教并不表明这个民族就没有自己的精神生活。山水这个画种进入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内在的空间，它指向的是一种高于宗教的精神活动。
也就是说，这种自然观存在于你我的内心，成为我们精神活动的一个部分。在常青画廊三楼展厅的那组纸上作品，是我在祁连山中的寺庙里看到的，当时我感觉特别意外。回到北京我根据原图改编和摹写时，就一边画一边想：人要怎样才能跟山形成这样一种对应关系？脑袋在前山，身子却能穿山而过。——通常我们看到这些图像时会觉得，哎哟，这些壁画的想象力好丰富。但在摹写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些图像的产生与想象力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寺院中的这些民间画师生于此地，长于此地，他就是山体的一个部分。我在祁连山中游历时，常常累了就靠在树旁躺一躺或睡一觉，醒了拍拍身上的土接着走。这时候感受到的不是这山有多高，风景有多么壮丽。我跟当地牧羊人聊天，他们对山的印象也从来没有过多的修辞。
所以，关于对山水的认知不是指对中国传统的想象。现在只要一谈到传统，就恨不得提笔蘸墨。这时候需要强调的是艺术家作为个体存在的价值和经验。否则，学习借鉴的过程中容易把自己都给忘了。但我强调的这个个体并不是实心的，而是像海绵一样。有时候我需要把很多东西吸进来，有时候又需要把自己拧干，让自己放空，再开始新的呼吸。
这次“祁连山系”在常青的展览无论作品，还是空间的布局，我都希望观众进入展厅感受到的是祁连山系，而非作者本人。我觉得一个艺术家做作品，在某个阶段，如果你的内心足够强大，还能像一口山泉喷涌流畅，那你就尽可能让它在作品中流淌。如果没有，可能就得下点儿笨力气了。但都会是一个阶段，“才华”不会永生。目前这个阶段我希望自己能流畅就流畅，如若不然再使劲儿设计呗，想呗。
采访／ 杜可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