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艺术家黄静远2017年末参加西北联合驻留，除了对当地艺术教育机构的访问与调研，也由此发展出“艺术的老师”这个着眼于对艺术及其生成机制讨论的摄影项目。她问自己的问题，也是我们面前的问题：在二三线城市，其中也包括她走访的南京、海口和东莞这几座城市，艺术家和艺术教育者角色的重合下，艺术对每个人产生的具体和抽象的作用是什么？同时，本次采访中黄静远也提到了她作为一个外来者的观察和反思，即在与主流的脱节和重构中，当地的艺术实践和他们面对的困境是什么？每一个个体又以何种姿态和方式建立与“系统”的联系？而我们又如何真正展开对所谓“在地性”的描述和讨论？
2017年初，两位朋友分别向我推荐了西北联合驻留项目。我们对偏远地区艺术机构建设、在地艺术群体现状及这个联合驻留的具体创作条件展开了讨论。看了我作品集之后，驻留负责人高元表示想邀请我过去。正式的驻留从10月19日开始，工作地点主要围绕兰州和西宁两地，期间我也去了石节子村和胡建强的百姓幼儿园。在大概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做了两个讲座，一个工作坊和一个艺术空间的项目。
在兰州，我的对接人是策展人和艺术家张宏伟。他在甘肃南部藏区的师范学院创建了一个实验艺术系，也算是把他导师吕胜中建立实验艺术的优良传统撒播到了边疆。我在他的大一国画班做了一个工作坊。我发现在所有我走访的美术教育机构里，写实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内容。所以我经常就以此切入，和这些学生们一起聊天和画画，然后再从这样的实际生活去引出一种剖析眼前生活图像的意识。具体到这次工作坊，我一开始提出的是观察和再现 “家庭微信群的图像世界”。不过，我们很快发现了另个更大的现实：学校已经断网十几天了。于是，我把这个新的现实维度拉进来。我提出的问题是，“网络维修期间，你和父母是如何沟通的”？
在西宁，我的对接人是艺术家高元和他的小伙伴们。驻留后期，我在高元的西宁当代艺术空间做了一个叫“一生（dai）一世（lu）”的项目。我先是把价值观口号和偶像图像融合，在广州制作成好看的围巾，然后把西宁的这个空间布置成一个真的围巾店（我的前期考察让我相信它地点和空间特性很适合这种真真假假的调换）。我把橱窗完全用于陈设，后面安置一个可以拉的帘子，帘子后面的墙上我画上两个价值观钟。这个项目重要的设置是：展期无人看管而且不关门，看最后这个店面剩下多少东西。
我做的两个公开讲座，地点一次在兰州城市学院美术和设计学院的党员活动室，一次在西宁的小桥街道市民中心。这两次讲座的地点对我而言都其实蛮魔幻的。
在艺术系的党员活动室做讲座的经历催生了一个新的系列，叫“艺术的老师”。我一直关心艺术对每个具体的人产生的（这里包括已经产生和可能产生的，包括具体作用和抽象作用）。我想考察艺术如何影响我们看自己，如何影响我们接受／拒绝社会角色？我想通过我的项目去询问“对艺术的欲望是什么”以及“如何面对这种欲望”。上次在广州黄边站的驻留我采访了一些成人美术教育班的学生老师和一些美术爱好者。但是当时我只是有直觉，也不知道它的落脚点到底在哪里。
这次“艺术的老师”的拍摄意识开始于西北驻留，是有很强的地域原因的。一方面，艺术家和艺术教育者这两个角色在这里由于生存模式的有限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重合。而这种重合落实到个体头上，表现为一种巨大的撕裂。另一方面，在更大的范畴内艺术教育这个议题和权力机制有着紧密关系。比如艺术教育的类型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比如以“艺术教育”为形态的国家意识的较量（参见前段时间的特朗普故宫之行和最近的马克龙798之行留下的各种图片）。“艺术的老师”延续了我一直的创作的着眼点：个体的政治想象力的问题。我很感谢张宏伟和昆仑中学的谢老师，他们作为一个美术教育体制内外的通灵者，打开了我进入这些现场的路径。
说到现场，今年我还走访了南京、海口、和东莞（这三个地方不是北上广，也非武汉重庆杭州）。我想正好纵向对比一下，重观西北留给我的印象。我认为，从控制强度来说，西北是前线，而不是边疆。从商业程度来说，虽然糟糕的绅乡化还没有机会大规模发生，但是房地产和生态破坏这两个最主导的中国城市语言在这里也大行其道。就艺术行业来说，官方色彩是唯一的背景，之外的艺术讨论基本停留在现代主义标准，更加蹊跷的是这种官方语言和现代主义里面又夹持着各种同时被急速平庸化的民族诉求。本地少数的想另辟蹊径的艺术实践在这个大环境下，也很难有空间和工具直面这些层层的问题；而外部世界对他们的冷漠或者高傲更加固化了这种艰难。在这个背景下，西北联合驻留项目的艺术愿景以及它的联合的意识，非常难得也非常不易。
这次我的身份是一个外来的，选择临时在地创作的艺术家，但是我同时好像也扮演了当地艺术生态建设的观察者和对话者这样一个角色。一方面，我很警惕可能的居高临下，另一方面，我也拒绝虚无的艺术友情。最近青海的朋友们在微信上发表了一条“关于第三届青海双年展的声明”的帖子。文章在回顾了过往的双年展之后，声明“决定取消展览，做一个失败者”。这条微信让我不得不再问自己，应该如何描述青海当地的当代艺术困境。 “缺少创作者，缺少观众，更缺少书写者——这在地独立艺术发展的通痛（不是通病）可以是对目前青海情况初级而切实的描述。不过它不能回答更深层面的问题。因为其实问题不是某某地方需不需要当代艺术（或者艺术），而是某某地方想要什么样的艺术与文化与生活的关系？比如，在比较“发达的地区”，艺术化的文化已经是生活（比如南锣鼓巷），那么反艺术化的文化就成了艺术。那么在青海和甘肃呢？这个地方的艺术应该是对这个地方已经有的艺术和文化和生活的关系的反思。Carl Andre曾经这样定义文化和艺术的关系，他说“把我们搞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叫文化，而我们要去做的叫艺术” （Art is what we do, culture is what is done to us）。注意，这其实不算是关于文化和艺术说得最反叛的话。
所以， “青海双年展的取消”，这个举动和其微信声明里的表达方式均可被视为当代艺术里“对边缘的不公”的发声，然而它的开始和取消，却是高度依赖已有的、“中心”的艺术语言。各种官方文化和传统文化寄生在山寨现代性中统治江山，独立之意寄情于当代艺术；然而面上的当代艺术仅仅是一个容器的借口，一种调动文化重力的方式而已：如何反扑既有文化和艺术的关系，这需要自己去寻找。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所谓当代艺术的本体性和主体性的话，我宁愿相信它是关于那些依地而定的反扑的。
采访／ 卢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