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2018年1月25到29号，印尼艺术团体ruangrupa和serrum的成员farid rakun及JJ Adibrata受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UABB）特别项目“交通站”和广州黄边站的联合邀请来到广州和深圳交流，并在UABB罗湖分会场的“临时艺术社区”举办了“知识市集”（Pasar llmu）工作坊。“知识市集”是以非正式课堂上的知识互补学习为目标的交流活动，每场历时一小时，有10-20位不同年龄和社会背景的参与者，交流内容完全由参与者自己决定。作为一种艺术实践方式，“知识市集”曾于印尼、泰国、日本、台湾等地举办。
无论是艺术实践和策展还是运营管理，集体主义都是印尼艺术团体一大特色。2015年，ruangrupa和serrum联合其他四家印尼艺术团体在雅加达市中心建立了一个名为“生态系统”（Gudang Sarinah Ekosistem，简称GSE）的空间，共同管理，共享资源。GSE也是2017年雅加达双年展的一个分会场，各艺术团体成员混合在一起工作。随着ruangrupa和serrum以艺术家或策展人身份越来越多地参加世界各地的大型展览，他们面临着哪些全球当代艺术同质化的处境，又有哪些困难与挑战？farid rakun及JJ Adibrata与我们分享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体会。（应受访者要求，两位受访者的回答将统一以第一人称“我们”展开叙述。）
在1998年之前的苏哈托政权时代，我们完全无法集会。如果不是一家人的集会超过五人，国家就有权来质问或拘留你。苏哈托政权解体之后，就像一个反弹，我们大肆庆祝集会，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印尼现在这么多艺术团体。
自2010年开始，我们开始不停地在不同国家工作。2014年我们参加了巴西圣保罗双年展。圣保罗就像天堂。尽管他们英语讲的不太好，但是我们总是在一个频道上，很自然就开始做事了。中东的话，我们去过伊斯坦布尔和贝鲁特，主要是建立联系。贝鲁特是一个艺术非常饱和的地方，有很多艺术家和策展人，每个人都想成为“机构”。但除了伊斯兰教，我们和中东的联结并不是很强。澳大利亚给我们感觉是非常种族主义的国家，包括他们的移民政策，对原住民的态度等等。不过至少最近原住民的声音被听到了，出现了像理查德•贝尔（Richard Bell）这样的艺术家社会活动家。
在欧洲，那里的策展人、艺术家和我们做事的方式完全不同。我希望你们中国艺术家也从西方那里“unlearn”（学了再努力忘记）。他们有把所有事物都变成知识或科学的倾向，把一切都本质化，以便学习，如“怎么出去玩”（how to hang out）。直到现在他们也不明白，有些事情并不是普遍性的知识（knowledge），而是一种做事方式（know-how），是需要因地制宜在不同的空间中转化的。
这一切和近二百年的现代化进程有关。欧洲的国族（nation state）承担了很多责任，比如照顾老人和小孩，所以你做为一个个体才是自由的，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但如果你还相信这一套，就不可能成为我们这样。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从来不相信国家。一切官方的，我们都怀疑。媒体报道，我们也有不同的解读。这就是印尼的心态，如果不是南方国家都普遍存在的话。在欧洲，我们反而成为了一个武器，一个样本，欧洲政府用来参考削减自己国家的艺术家经费，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成了一种经费政治。
2016年在荷兰SONSBEEK艺术节上，我们是策展人，有一个七人的团队。我们内部沟通很简单，可是荷兰人就不太容易理解我们想干吗。这是一个持续的斗争，成了一个机构层面上、官僚式的协商。因为我们不太相信“规则”。这点上德国人更甚，他们从事情一开始就把规则设定好了，而且绝对不能改。当他们和我们这样的人打交道时，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我们从一开始把规则定得很松，因为我们知道会有很多即兴成分。这么做当然可能会失败，但也还好。
去年我们在台中的国立台湾美术馆做了“知识市集”，这是2017年亚洲艺术双年展的部分。和这次深圳相比，主要的不同是参与者。在台湾，他们一早就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参与者。通常我们是自己找参与者，像深圳这次，只有在和美术馆合作时是他们帮我们找参与者。台中得双年展为期五个月，每月都有活动，我们只有第一个月在现场，后面的都是美术馆自己做。所以整个项目已经是被“策展”过的了。而且台湾那边想要控制局面，我们没法控制。
说到日本，最近东京的“太阳雨：1980年代至今的东南亚当代艺术”展览比较糟糕，好像是“东南亚艺术101”。好的方面当然有，之前没人做过类似的展览，这对于对东南亚一无所知的人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是对于东南亚艺术家来说，我们学不到任何东西。展览非常保守。而且“东南亚艺术”这种说法很诡异，这就是一种潮流制造（trend-making）的说辞，像“中东艺术”、“中国艺术”、“澳大利亚原住民艺术”一样。不知道这是否会成功。
我们所说的成功是指，它可能成为一种运动，给其语境——不管是国家还是地区，真正带来一些东西，不是名利上的，而是一种能动性（agency），一种批判性，使人们可以更自由地思考做事。这就像一个生态系统，当人们带来新东西就会生根发芽。但“东南亚艺术”这个标签没有这样的效果。 新加坡可能可以把这个标签用好，但也仅仅是对新加坡来说。当市场受到冲击时，标签的风险就会暴露出来，印尼艺术市场已经大起大落了三次了。这对当地艺术是个灾难。
关于广州和深圳，我们只去了有限的地方，所有活动都组织得很好。这里的能量很好，人也很好。我们惊讶的是这里的速度。从2005年到今天，UABB就发展到了这个地步。而雅加达双年展1974年就开始了，现在还不成型。我们还没能够反应过来这个速度，因为我们很慢，我们浪费时间。当然我们只能在雅加达产生，“慢”就是一个元素。
